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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唐代皇位继承的特征及其成因

  关于唐代皇位继承的研究,前辈学者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陈寅恪先生在其大作《唐代政治史略论稿》之中篇《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中就首次注意到唐代皇位继承的相关问题,通过考察最终得出了“唐代皇位之继承之不固定”的结论,此外还对影响到皇位继承不固定的各种因素逐一作出考辨,其间的分析对后来的研究者多有启发。继陈氏之后对唐代皇位继承的研究多有创见的要数李树桐先生,他在其《唐代帝位继承之研究》的长文中,首次对唐代皇位继承的阶段性进行了划分,认为唐代皇位继承方式可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有其各自不同的特色,并对不同的继承方式对唐代国势盛衰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考察。除陈、李二氏之外,近些年来,尚有王超、谢元鲁、胡戟、唐任伍、张文斌、徐乐帅、张星久、孙英刚、孟彦弘、李勇及何春香、魏璐璐、王文军、宁永娟等诸位先生对唐代皇位继承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他们大都在陈、李二氏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自成一家之说。
  然而,前人所论既有其是,亦有其偏。如唐代的皇位继承是否仅仅用“不固定”一言即可蔽之?“不固定”是否属于主流?是否在其背后隐藏了与之相反相承的因素?又如关陇集团尚武倾向和沾染胡化等因素,是否是导致唐前期皇位继承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此恐须再行商讨。再如唐代皇位继承的阶段性与国势的盛衰之关系,过去往往是归因于不同阶段的皇帝在个人素质和治国能力等方面的差别,其见解恐怕仍跳不出传统史家惯于以德才为标准评论人物得失的局限。另外,与皇位继承相关的嫡长子继承制在唐代是否有实行,在多大程度上实行,以及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实行,等等,也都是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
  一、唐代皇位继承的阶段性特征
  唐代共历二十一帝,其中高祖为开国之君,本人不存在继承问题;哀帝实为朱温用作篡唐的傀儡,无讨论的意义;而武则天则有“革唐为周”的意味,有较大的特殊性,可不作讨论。因此,除以上三帝外,符合继承问题的共有十八帝。这当中,可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划分为三个阶段和两个过渡———即从太宗到玄宗共五帝为第一阶段、从代宗到敬宗共六帝为第二阶段、从武宗到昭宗共五帝为第三阶段;而在这三个阶段之间分别有两位兼有前、后两个阶段特征且明显带有过渡性质的皇帝:肃宗和文宗。对此可作如下详细分析:
  1. 从太宗到玄宗的第一阶段
  从太宗到玄宗的主要特征是:(1) 君主在位时都及时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策立了(嫡)长子为太子(储君),但他们都因为权力斗争或宫廷政变等原因而未及即位,并且除李宪(睿宗嫡长子)以外均不得善终。(2)多数的君主都立过不只一次的储君。如高祖二次,太宗二次,高宗三次,睿宗二次,玄宗二次,仅中宗一次(但实际上他也面临过不只一次的立储压力)。(3)此阶段最终得以继位的君主都是以武力为后盾通过取得相当的权势后才得以继位的,但在正式继承帝位之前,都极力先求取太子之位,然后再以储君身份继承皇位,以便彰显自身权力的正统和名正言顺。
  因此,第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不稳定中有稳定”。所谓不稳定,是因为在这一阶段中,有过多次因皇位继承问题而引发的局势动荡乃至流血政变,这是前提;而稳定者,则是指在此期间,无论是当朝统治者还是政争的胜利者,都极力试图恢复正常的皇位继承机制,并为此在各方面不断努力,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别是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唐代前期的皇位继承状况是逐步迈向有序而稳定的。
  2. 从代宗到敬宗的第二阶段
  从代宗到敬宗的主要特征是:(1) 在位君主都严格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策立了(嫡)长子为太子,并且除了宪宗的首任太子李宁因早逝未及继统外,其余的储君都能顺利地继承皇位。(2)这一时期的太子之所以获得储君的地位,尽管个别也带有一定的以武力为后盾的色彩,但最根本的还是由于他们在身份上“地居冢嫡,中外属心”。(3)尽管这一时期的太子都能和平继位,但由于前一时期的政治惯性之作用和影响,在太子尚未继位以前,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可能动摇到其储君地位的因素。然而与前一阶段不同的是,由于统治阶级此时坚决维护了嫡长子继承制,最终使得这些不利因素均未能动摇国本。(4)唐代的宦官在这一时期的权力开始膨胀,并在某些时候、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储君的继位过程。
  所以,第二阶段的基本特征可归纳为“稳定中有不稳定”。其中稳定是前提,也是主流。这既是前一阶段皇位继承演进趋势的必然结果,又是与当时政治、社会形势之发展相适应的产物,而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则是其标志。不过,由于受到前一阶段的政治惯性以及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斗争形势的影响,故有时也呈现出某种不稳定的态势,但这都仅仅是支流末节,成不了气候。
  3. 从武宗到昭宗的第三阶段
  从武宗到昭宗的主要特征是:(1) 在位君主都未能在有生之年最终策立任何子弟或亲属为太子,甚至拒绝臣下关于立储的请求。(2)继位之君都是由宦官集团,特别是掌握了当时中央禁军精锐———神策军之实权的神策中尉以武力为后盾所拥立的,就这一意义上来说,可称之为宦官确立嗣君制。(3)在宦官立君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原则不再是以往的嫡长子继承制,而是由宦官集团内部通过斗争或妥协的方式,以拥立对柄权一派宦官最为有利的人选为标准。在此基础上,其实际的继位方式可谓多种多样,既有父死子继,又有兄终弟及,亦有侄叔相传。(4)所有这一时期的继位之君都来自于“十六(王)宅”,并且身份上大多属于旁系宗室,因此也不妨称之为“十六(王)宅”宗室继承制。(5)在宦官立君的过程中,偶尔也会伴随着一些宫廷政变,但无论在规模上、程度上还是影响上都很小,与前两个阶段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
  固而,第三阶段的基本特征可总结为“表面不稳定而实质稳定”。若仅从表象上看,此阶段似乎是一种完全的不稳定状况,与陈氏所言颇合。然而,若细加考察就会发现,这一时期的皇位继承只是在具体的操作方式及继承人的身份选择上有所差别,但过去那种常常会伴随着皇位更迭而引发的政治斗争却几乎销声匿迹,即使偶尔有之,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因而整个统治集团内部在权力更替之时,反而显得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平静、更为稳定。这一切从根本上说,应归因于宦官确立嗣君制的实行。
  4. 两个过渡时期分别是肃宗和文宗
  肃宗时期的过渡特征是:既有第一阶段的烙印,又出现了第二阶段的某些先兆。如肃宗原本就是玄宗在原太子李瑛被废后按照“推长而立”的原则立为太子的,最终在马嵬之变以后,北上灵武并以太子身份即位,其间宦官曾参与了拥立肃宗的密谋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与第二阶段相似。然而肃宗虽早已取得储君身份,却一直受到玄宗的严格监视和控制,又长期受到玄宗的权臣李林甫和杨国忠的打压,因而缺乏足够的政治本钱,其得以顺利继位,多少是与安史之乱后玄宗被迫仓猝出逃、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太子的控制有关。尤其是肃宗与父皇分道扬镳北上灵武之举,也是得益于马嵬之变(宫廷政变)的影响以及部分禁军精锐(飞龙将士)的武力支持,这些则和第一阶段颇为相似。
  文宗时期的过渡特征则是:既延续了第二阶段的准则,又引发了第三阶段的某些先例。如文宗即位后一度打算策立敬宗的长子为太子,后来也曾依照嫡长子继承制,策立自己的长子为太子,可惜二人均不幸早逝,最后不得已才试图立幼侄为太子(未及行策礼),这与第二阶段相似;但另一方面,文宗是在兄长敬宗还没有来得及策立太子就突然被弑的特殊情况下,由宦官与大臣共同协商迎立继位之君于“十六(王)宅”,以旁系宗室身份依照兄终弟及的方式继承皇位,其继位过程显示出很大的偶然性,这与第三阶段的情况又较为相似,实际上是开了后一阶段的先河。
  二、唐前期皇位继承特征之成因
  唐代的皇位继承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明显不同的阶段性呢?造成这些不同的阶段性及其特征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是下文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先就第一阶段而言,关于唐代前期皇位继承中之所以多次出现不稳定现象,前人对此多从种族文化之差异(所谓沾染胡化、关陇集团尚武倾向之类)、专制君主之好恶(所谓受君王后妃私宠、废长立幼之类),以及各类政治集团的斗争(所谓各树朋党、潜怀贰心之类)等几个方面进行阐释,然而这些归纳更多只是表象,实则个中有着更深层次的因素在起作用。若概括来讲,主要有两大方面的根源:
  其一是观念层面上的根源,具体来说,是受到自晋朝衰乱至唐前期统治阶级的政治传统与社会心理的影响。自五胡乱华以后,儒家文化在北方的影响力日益衰微,十六国的政治即可见一斑。在此过程中,儒家传统思想中的“忠孝节烈”等观念也未能深入人心。自北魏末年以来,短短的百来年间,北方地区已是五姓七国,数易其主。既使相对而言政局较为稳定的南方,类似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可见,在南北朝后期至隋唐之交这么一段时期内,儒家所倡导的“忠孝节烈”等观念相当淡漠,至于为后世所推崇的“死事一君”之思想更不普及,人们的最高人生理想往往是立身扬名,认为个人或家族利益并不在朝廷利益之下,其对于改朝换代的态度多半取决于能否为个人或家族带来利益,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极为功利的处世哲学或政治准则。同时,频繁的朝代更迭,也为某些政治上有野心的人物或集团提供了谋求显达的机缘,他们往往能够左右逢源,反倒是恪守儒家政治传统的人却显得无所作为,甚至横遭厄运,这一切直接导致了社会风气败坏,人心浮动,政权不稳。在如此的大环境中,各种人物势力或政治集团就常常为了实现自身的政治权势而不断分化组合。流风之所及,唐朝建立以后,同样也不怎么提倡“忠孝节烈”或“君臣大义”等道德观念———毕竟李唐王室自身就不怎么符合此等准则,如此一来,处于统治阶级核心地位的皇权以及作为皇权继承权的太子,就很容易成为各种政治人物或集团极力争取的对象,从而引发了在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皇权及其继承权而出现的各种你死我活的斗争。纵观唐前期各种围绕储君问题所发生的政变或争斗,莫不如是。
  其二是制度层面上的根源,也就是根源于隋与唐前期在政治制度上的不够完善。这一点似乎容易被人们所忽略。隋唐时代普遍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制度史上一个相当成熟和完善的阶段,这一观点固然不假,但如果从更长远的历史眼界来考察,就会发现其演进和完善就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唐前期的政治制度确实是集此前各朝代典章制度之大成,相对而言较为完善,这是事实。然而若与后世相比,则仍存有不足之处,尤其是在制度的严密性和执行力度等方面,更是如此。就以嫡长子继承制来说,自汉代亡国以后,历魏晋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此实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礼崩乐坏”之时代,自秦汉以来所确立的各种典章制度逐渐不再受到重视,其中与皇位继承相关的嫡长子继承制度也得不到较好的执行,故这一时期的各朝代政权的皇位继承情况也显得相当混乱。及至隋朝建立以后,虽然再次试图确立此制,但在当时的现实政治中得不到坚持,反而因为各种政治斗争的变幻而受到多次的冲击,几乎流于形式———隋与唐初的几次立储均有始无终即与此有莫大的联系。还有,这一时期的皇权巩固制度本身同样尚不够完善,尤其是对于可能威慑到皇权自身的各种异己势力都还没来得及较好地从制度上予以消除,而恰好作为皇权之继承权的太子又极为容易形成对现实皇权的潜在威胁,因此或多或少都会成为现实皇权予以防范、压制甚至是打击的对象。受以上诸因素的影响,唐代前期(第一阶段)储君的地位往往并不牢固,反而是屡屡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或挑战,故这一时期的皇位继承多次出现不稳定也是情理中事。
  三、唐中期皇位继承特征之成因
  然而,唐前期这种皇位继承不稳定的情况,到了唐代中期(第二阶段)开始有所改变,特别是在安史之乱以后,改变更为明显。
  安史之乱是唐代历史之一大转折,不仅终结了“开元天宝盛世”,还使得唐朝此前所积聚的各种内部矛盾彻底总爆发,整个统治形势日益严峻。在此情形下,即位于危难之际的唐肃宗自然要将平定叛乱、中兴唐室作为其施政的第一要务。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团结统治阶级内部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便一致对外,共同御敌。反之,如果任由统治阶级内部依然像以往那样醉心于内讧内耗,则无异于一盘散沙,不仅不可能御敌于国门之外,甚至还可能会祸起萧墙。因此,尽快结束自唐初以来已一直存在着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争端,就成为大唐朝廷亟须解决的问题。
  为达此目的,以唐肃宗为首的统治集团一方面用刑名之术严厉惩处那些在安史之乱中的投敌失节者,并重新开始重视由儒家所倡导的“忠义节烈”和“君臣大义”等有利于稳定统治的观念,大力褒扬那些在叛乱中表现出“铮铮忠烈”之士(如张巡、许远、颜杲卿、李嗣业等人),以期达到“激浊扬清”的政治效应。在这样的政治导向影响下,儒学在中唐开始走向复兴,其直接后果便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观念得以重新树立并逐步深入民心,这对于平息当时的动荡政局并稳定唐朝的统治秩序,确实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唐朝最高统治者则是在皇室内部贯彻实行了儒家所倡导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关于这一点,在唐肃宗的立储过程中就表明得特别明显。
  当时设立的天下兵马元帅一职是平叛中枢的最高军事长官,它不仅关系到收复两京大业的实现,也牵动着此后唐室帝位继承的人选。因此,由何人出任元帅一职,就显得至关重要。围绕元帅的人选问题,肃宗与当时掌管中枢机要的顾问大臣李泌曾有过一番争论。本来,肃宗倾向于将元帅之任托付于“英毅有才略”的三子建宁王李倓,但肃宗的意图却遭到李泌的谏阻:“建宁诚元帅才, 然广平(指李俶),兄也。若建宁功成,岂可使广平为吴太伯乎?”但肃宗却认为:“广平,冢嗣(长子)也,何必以元帅为重!”而李泌则耐心劝谏说:“广平未正位东宫(未立为太子)。今天下艰难,众心所属,在于元帅。若建宁大功既成,陛下欲不以为储副(太子),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指玄宗),即其事也(皆以定天下之功承继大统)。”肃宗听后,审慎权衡了其中的利弊得失,觉得李泌确实言之有理,最终改变初衷,决定任命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
  此外,肃宗还尽可能排除其间可能对嫡长子继承制度造成干扰的因素。如张皇后因受宠之故,暗中欲以己子兴王李佋为皇储。为此,她散布流言攻击李俶,还屡次在肃宗面前提起“子以母贵”的先例,强求肃宗立李佋为太子。肃宗对此深感为难,遂与宰臣李揆商量说:“成王(指李俶)长,且有功,朕欲立为太子,卿意何如?”李揆当即向肃宗祝贺道:“此社稷之福,臣不胜大庆。”肃宗听后十分高兴,坚定了立长子李俶为太子的决心。
  不仅如此,肃宗甚至还不惜以冷血无情的铁腕手段来打击任何可能威胁到太子地位的人物或势力。如建宁王李倓为人率直无忌,屡次在肃宗面前揭露张皇后和宦官李辅国的持宠专横,遭到二人的忌恨。为了铲除李倓这颗眼中钉,他们相约勾结起来在肃宗面前诋毁李倓:“倓恨不得为元帅,谋害广平王。”致使肃宗盛怒之下未辨真假,居然赐李倓自尽。由此可见,在肃宗眼里,太子人选一经确定,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保护,其他人如果对太子之位有觊觎之心,就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根除,哪怕是曾经受到宠爱的亲生儿子也不例外。
  而在随后自代宗至敬宗的几代皇帝中,也都严格地贯彻实行了这一国策。
  四、唐后期皇位继承特征之成因
  然而,唐中期这种局面也并非一直延续,到了唐代后期(第三阶段),唐代的皇位继承制度又发生了一次转型,由原先的嫡长子继承制转变为宦官确立嗣君制。而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则既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又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发生于宝历二年(826 年)岁末的宝历宫变导致了年仅18 岁的唐敬宗被弑,由于敬宗即位岁浅,尚未来得及确立储君人选,其长子李普又甚年幼(仅3 岁),在突发事变中不足以镇抚人心,于是,唐王朝在立国已达200 多年以来,再次碰到在大行皇帝生前尚未指定嗣君便己弃国的特殊情况(第一次是在唐中宗时)。面对这一局面,当时朝中的几大实力派政治集团,如外朝的宰相、内朝的翰林学士、内朝宦官集团中的枢密使和神策中尉,还有以郭太后为首的后宫势力,就不得不联合起来,采取共同协商的方式,拥立了敬宗的二弟———江王李涵(即位后更名李昂)为帝位继承人,继位后即唐文宗。这也是唐代历史上第二次采取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方式,这距离上一次已经有100 多年了(第一次是中宗及睿宗的嬗代)。换言之,自唐代开国以来就试图确立并最终在中唐时期得以实现的嫡长子继承制,因为文宗的继统而开始被打破。
  不过,光凭这一点尚不足以令唐朝最高统治者完全抛弃经过长时间才确立起来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因为唐文宗后来也曾按照此制度原则策立过太子。但是,发生于大和九年(835 年)的甘露之变,却使得这种带有偶然性质的转变得以固定下来。关于甘露之变,前人已多有研究,兹不赘述。但这一事件却导致了宦官气焰嚣张、专横一时,他们的权势一度过分膨胀,进而得以凭借强大的武力(神策军)直接干涉唐朝的皇位继承。在文宗最后一次立储之际,由于当时的宦官首领———神策中尉仇士良及鱼弘志担心由文宗选择继位人选会导致“恩非己出”而失去权势,因此在文宗弥留之际,借太子人选(陈王李成美)尚未来得及行策礼之机,以其年幼且有病为借口,强行废除其储君身份,并矫诏立文宗之弟颖王李瀍为皇太弟,行监国事,即位后是为唐武宗。如此一来,就使得自文宗继位开始因偶然事件所导致的、本来也只是带有权宜性质的兄终弟及继承方式得以延续下来。尽管此后的皇位继承中也出现过侄叔相传以及父死子继等其它方式,但几乎都不符合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因此,原本应予以贯彻实行的嫡长子继承制事实上已被废弃不纳。
  更重要的是,宦官集团在拥立武宗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凭借武力决定嗣君人选的最终权力,而且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不容外人(特别是士大夫官僚集团)染指。本来,在以往的皇位继承过程中,尽管也免不了有某些宦官势力参与其中并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毕竟只是参与而已,他们还不是唯一的决定力量。但从文、武之交的更替可以看出,由这时起,宦官已经成为决定皇位继承的唯一势力,以至于后人形象地表达了这一政治局面:“但是李氏子孙,内大臣(宦官集团)定立,外大臣(士大夫官僚)即北面事之,安有是非之说?”可见,由宦官(特别是神策中尉)确立嗣君制取代了嫡长子继承制,是这一时期唐朝在皇位继承方式上的重大转变,而这种制度还一直沿续至唐朝的灭亡。
  当然,这种转变的出现,与中唐以来宦官势力的膨胀是分不开的。自肃宗时期开始,宦官逐渐涉足政治中枢,并在其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往后,以枢密使为首的政治使职取得了中枢的传达、谋议权,以神策中尉为首的军事使职则取得了禁军指挥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着强大权力的内诸使司系统,其对中枢政治的干预也不断加深。他们除了企图干涉甚至侵夺外朝事务以固权求宠外,更重要的是以武力为基础,掌握并垄断了唐代后期皇位继承的决定权,借此最大限度地扩充宦官集团的利益,使他们的权势得以长期续存。
  除此之外,还有相关制度上的因素值得注意。自中唐以来,皇权鉴于唐前期因外戚干政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故刻意打压后宫势力,其中之一的重要措施就是采取“不立皇后”的政策,故中晚唐的皇帝几乎都没有皇后(仅肃宗和昭宗例外);到了晚唐武宗以后,则进一步采取了更加极端的做法———“不正储位”,以便最大限度地避免任何可能威胁到现实皇权稳固的潜在因素。然而这样一来,在皇位继承制度上就不免出现了相应的漏洞:一旦在位君主去世以后,势必会出现短暂的权力真空,因此就为宦官集团擅行拥立争做定策功臣大开方便之门。这也是导致唐代后期宦官确立嗣君制得以久而不废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处必须强调的是,不应该把宦官确立嗣君制的出现简单化地看作是对嫡长子继承制的破坏或否定,实则这种取代或转变是在新的统治形势之下,对原有继承制度的补充和扬弃,自有其历史价值,不应因其与宦官擅权等现象相关联,就轻易抹杀其积极意义。
  五、结语
  总而言之,有唐一代的皇位继承方式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呈现出前、中、后三个不同的阶段和两个典型的过渡时期,但不管是哪一个阶段,都是根据当时的统治阶级所面临的政治、社会形势等因素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和适应,所以每个阶段都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同时也折射出不同时期的时代特征与历史意义。陈氏所谓的“不固定”只是唐代皇位继承的表象,实则在此表象之下,唐代的皇位继承经历了由不甚稳定到稳定再到特殊之稳定的曲折进程。而在此过程中,皇权对实现皇位继承之平稳过渡的追求,可谓一以贯之。因此,“不固定”只是表面现象,稳定才是实质。从整体上而言,嫡长子继承制在唐代是受到重视的,并且经历了一个从逐步确立到贯彻执行再到蜕变转型的演进轨迹,这基本上可看作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