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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宋代镇江京口闸澳系统

  镇江京口闸澳系统作为宋代水利航运的重要系统工程,是一处代表性的多级澳闸,也是一处具有多重功能的复闸,体现了我国古代水利工程的科学技术水平,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近年来,随着镇江城市考古的深入进行,有关京口闸澳若干关节点的考古也不断取得新的发现,尤其是镇江南宋转般仓和元拖板桥的发现为探寻宋代京口闸澳的分布提供了新的可能,或可纠正过去的一些模糊认识。
  1 各闸的位置
  由于镇江京口段运河关系漕运全局,唐宋以来,历代对此段河道多有疏浚整治,唐宋故道虽难以确定,经考古发现证实,运河河道可能有所摆动,但大体位置并无大的变化。双井路考古发现在拖板桥段宋代运河河道略偏向南侧,元明清河道向北移动收缩变浅狭,并且发现河道护河木桩及驳岸石块向东分叉延伸,而非向北。经中华路东地块考古勘探发现,京口闸段的宋代运河河道在今中华路略向北,位于今中华路后街、打索街一线。从中华路后街、打索街这种街巷分布的空间布局也可以看出端倪。因此,结合文献与城市考古的成果,追踪各闸之位置还是有可能的
  京口五闸,“首曰京口闸、次曰腰闸、又其次曰下中上三闸”。对于这五闸及次序分布,今人皆信然。只是若结合方志于考古发现详推之,似乎不尽准确。
  今京口闸即所谓大闸,位于鱼巷口,这在清末与民国地图中标识甚明,2011 年在考古中发现。今发现之京口闸为明清建筑,而在宋时河道略向北,宋京口闸址应无大的挪动,略向北。京口闸距离拖板桥约830 米。此闸直接通江,也是潮闸。
  腰闸,在京口闸东南,至“转般仓前拖板桥长一百九十丈,河面阔十丈。”一百九十丈约合今近600 米。则腰闸在京口闸东南约230 米处,即今打索街东侧附近。此闸在宋嘉定前即已废弃。
  中闸,在宋大军北仓后,即元香糯仓后。该闸应当位于拖板桥东侧。中闸之废弃应在南宋咸淳六年( 1270 年) 赵溍在拖板桥东中闸之西设坝之后。
  上闸,在宋时程公桥、团楼北,元时在妙觉庵侧。“中闸至上闸长三十九丈,河面阔二十七丈”,中闸上闸之间长度,约合今123 米。此时之上闸为嘉定七年( 1215 年) 修复,是否是北宋时的上闸,难以判断,考之位置,当在今胜利路北段虹桥港附近。
  下闸,在宋转般仓东,《至顺镇江志》云: 在程公下坝东。南宋咸淳六年( 1270 年) “郡守长沙赵溍以启闸泄渠水不便故改二坝,上坝则自甘露港车江船入漕渠,下坝则车漕渠之舟出京口港。”两坝之间距离方志记录不一:《万历丹徒县志》与《至顺镇江志》记录一致云“二坝相距半里许”; 《光绪丹徒县志》则变成了“相去二里许”。可以清晰判断的是,二坝隔断了通两港的漕渠,防止水走泻,则二坝之间必有分汊通往东南贯城中的漕渠,即此段是一个三通式河段。否则船只无法到达两坝。这可以和有关减水闸的记录相佐证。减水闸为南宋咸淳六年( 1270 年) 郡守赵溍建。《至顺镇江志》云: 减水闸在程公上坝之东,下坝之西,上为石桥。而《万历丹徒县志》和《光绪丹徒县志》均云: 在程公下坝之东,下闸之西,上为石桥。《清嘉庆重修一统志》更明确了二坝之关系,“西曰下坝,稍东又有上坝”。依照上下二坝的位置关系,显然《至顺镇江志》有误。而下闸与转般仓的关系,“转般仓东南墙角至下闸七十九丈五尺,河面阔九丈。”这说明下闸应当位于转般仓东南方向的运河之上。转般仓东南角至下闸为七十九丈五尺,约合今250 米。则有理由推断唐宋运河应当在拖板桥直接向东南方向延伸,经仓巷至今原丹徒县政府西,连通穿城运河。此段距离恰合约250 米。这小段运河典籍不载,也许在宋末即已湮废。而不是如明清时舆图显示必须折向东北通甘露港。此时下闸经郡守许堪重修,“闸口石柱刻云: 漕闸敝漏,郡守许堪以石易木,揆工于淳祐癸卯( 1243 年) 之季秋,告成于甲辰( 1244 年) 孟春之下澣。”而宋嘉定八年( 1215 年) ,史弥坚整治运河,扩建归水澳,“于转般仓后创开护仓壕”,改变了此段运河的格局,使甘露港的船只经由护仓河直接抵达转般仓出纳漕粮。而向东南的河道功能日渐消失,以致湮废。否则很难解释为何今原丹徒县政府东侧河道需要迂回往上,出北水关向西,再经护仓河迂回向南,经拖板桥向西出江,绕了一个很大的圈。这种形态只能是宋之后走向。在拖板桥东考古发现河道向东延伸。至于北延经北水关向北形成的漕渠,可能是利用唐王璠所缮之城壕,即“古沟”连通而成。此段地势仓巷略高,向西呈低缓坡,设闸合理。因此,下闸的位置应当在今原丹徒县政府西侧,明清关河之西岸,今仓巷之东附近。
  甘露闸,两座,外为石闸,内为木闸,史弥坚建于嘉定八年( 1215 年) ,“河东北与甘露港接,仍鼎造石闸、木闸二所,于港口,以便转输。”大约到了宝祐初( 1253 年) ,石闸材料,被移作修栲栳闸之用。甘露外闸因此堙塞。景定五年( 1264 年) ,黄震申请修复外闸,更改为木闸。
  则水闸,此闸在历代志书中均不载。而在景定六年黄震说:“镇江城外可五六里有闸名京口闸,镇江城内转般仓东北隅又有闸为则水闸,京口闸在外以限江水之入,则水闸在内以制河水之出,彼此相胥。”从当时甘露上闸即石闸已废来看,此闸可能是甘露下闸,到了景定年间改称则水闸。
  栲栳闸,位于转般仓之东,《至顺镇江志》云在旧州教场之西南,历代方志皆记载为南宋淳祐二年( 1242 年) 郡守何元寿置,栲栳者“意取弯曲”之意,是由于该年“五月阴雨不止,一日水暴涨,自子城至甘露寺下水平屋檐,居民用舟楫济老幼以避。市中水一二尺,郡守何元寿命工创栲栳闸疏泄水势,自是无水患。”显然此闸的用途事关城内积水处理,但如何将城内积水疏泄入运排入长江,难明就里。然而在乾道元年( 1165 年) 正月十七日,“知镇江府方滋言: 体访子城居民水患,只缘近来栲栳闸城下放水道通澈里澳,当时务蓄水灌栲栳闸,免泄运水。今里澳形势低下,放水不入。事既无益,每因水涨入城,反为民患。又体访古西夹城里教场城下有水澳池一处,停蓄子城内水; 向北有古沟一所,于利涉门城下置水窗一座,通澈大江。每遇水满,通放澳水出城,以是居民少罹水患。今相度于向西城下水窗,子城外添置闸闭断,使运河水不入子城里澳,久远为便。”则此闸早已存在。嘉定年间,史弥坚设置巡铺中井字记“在栲栳闸前”。似乎此闸是用于控制运河水涨入城。此闸到了景定五年名为栲栳上闸,黄震认为此闸“于水利军饷两皆无关”,属于无用之闸。显然这里面有较复杂的原因,而且黄震认为“旧来粮运自浙达淮,通彻无碍。自十余年前拆去闸板,潮水积淤,遂成胶舟。官司不知,复还闸板,反并去其闸,移置上河内闸里无用之地,名曰栲栳闸”,是用拆掉甘露闸后的材料建的,要求移还。
  减水闸为南宋咸淳六年( 1270 年) 郡守赵溍建。此时赵溍建减水闸之目的难以判断,但考其名,应当是削减来水,究竟是消减漕渠东方之来水,还是控制市河之来水,很难界定。因为此处既有经大围桥、小围桥入漕渠的市河,又有经淥水桥东来的漕渠。由于赵溍建设减水闸是配套程公上下二坝之用,可以推断这个闸最可能的用途是下闸的替代。
  2 各澳的位置
  积水澳与归水澳是宋代镇江水利工程的创造,是解决水源和节约用水的重要设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积水在东,归水在北”,“渠满则闭,耗则启,以有余补不足”,各用其利,共同发挥维护运河畅通的作用。
  归水澳的位置在转般仓之东北,元符二年所设置,这在史弥坚的自记中说得十分明白:“澳之西南则转般仓,其东北则甘露港。”而《嘉定镇江志》云归水澳在中闸之东,而中闸位于转般仓前拖板桥漕河之上,显然有误,应当是积水澳在中闸之东。嘉定七年史弥坚扩建归水澳,“向东、向西各引二百丈”,并重新修建了通甘露港与通运河的沟渠斗门等连通设施。此时的归水澳东西长六百丈,约合今1 800 多米,并且基本环绕了转般仓,与护仓河组成了护仓屏障。
  积水澳的位置在“中闸之东”,应当位于漕渠东岸。《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引《宋会要》云:“漕渠东有积水澳,北有归水澳,元符中漕臣曾孝蕴筑以济漕,乾道中废,嘉定中郡守史弥坚复浚归水澳。”史弥坚之所以没有恢复积水澳,是由于“积水澳为居民抵冒,胶固盘错,未易遽得。”南宋转般仓“正坐镇江府西北隅。濒于大江,人烟绝少。”若积水澳也位于转般仓侧,显然并无可能“居民抵冒”。而在中闸之东的护仓河东岸,即与归水澳斜对,实更符合事实。位于此处的积水澳,东为铁瓮城( 子城) ,其地势自东向西,向运河方向自然下倾,其水源为地表径流,可能是利用自然形成的“古澳”进行建设而成。考今之位置可能在仓巷北今镇江实验小学分部内。
  3 闸澳系统的功能
  元符二年( 1099 年) 京口闸澳系统建成,其大体运行应当是当运河水量不足时,由积水澳之水进行补充,在水进入闸室后,多余之水回流进入归水澳。最大限度将水控制起来,而不是随着闸门的开启走泄入江。这种设计优点明显,充分利用入江口门段的地形地势,以多级船闸进行控制,减少水的损耗。但是这种船闸的设计必须要求进行严格的管理,尤其是各个闸门启闭管理,特别是水澳之闸和漕河之闸启闭的科学协调配合,方能体现闸澳系统的优越性。由于京口闸具有潮闸功能,需要配合潮水的顶托将江水引入运河,潮水涨退时间掌握、潮闸及其它闸启闭的时间掌握与潮水位、运河水位的配合,这显然更需要严密的组织,在通讯不畅的时代,其管理难度可想而知。一旦管理松弛,必然形成连锁反应,造成整个系统功能的退化。
  元符二年( 1099 年) 时,闸原有五,其配置是自西向东,为京口闸、腰闸、下闸、中闸、上闸。不论这种次序记载是否准确,五闸两澳应当是设计者在充分研究后的方案。腰闸与京口闸之间形成了长约230 米的闸室,其目的是为了增加过闸船只的数量,提高效率,只是如此一来,过闸时间必然要增加,泄水量要大增,因此,数量和时间与泄水量之间形成了一定的互动关系或者说矛盾。而且此段运河直至拖板桥,海拔落差极小,水流平缓,如果控制好船只进出京口闸的时间与数量,腰闸所起的控制水量的作用就不特别明显。因此,嘉定时史弥坚并没有恢复腰闸。京口段运河水属于北泄类型,如果运河来水或引潮不足的话,船只本来就难以经运河由南门进入镇江,而积水澳之中的水量有限,仅能对各闸之间的河段进行补充,对整个穿城运河乃至向东经丹徒镇至夹岗段运河并不能起到根本性的作用,所以在实际运行中估计作用并没有设计之初那么明显。
  淳熙五年( 1178 年) 闰六月,京口转般仓设立。澳闸系统的功能不仅在于通航,还需要围绕仓储出纳配置。史弥坚没有恢复积水澳可能既是由于被百姓占用,工程较大,也是因为积水澳的作用有限,即使没有积水澳,镇江城内的地表径流仍然会进入运河。嘉定时史弥坚扩大了归水澳,显然此时的归水澳承担了补水与回水的双重功能。归水澳有闸通甘露港进行引潮,可以说增加了另一个引潮通道,扩建后的归水澳达到了六百丈,容水量至少要增加一倍以上,实现了储水的目标。开凿护仓壕后,甘露港又增加了一个出江口门,可以解决船只进出速度问题。中闸、上闸、下闸呈品字形配置。中闸与上闸之间河道长度为三十九丈,合今约120 多米,河道宽阔达到了二十七丈,合今约80 多米,达到了其他地段漕渠的三倍,加上至下闸之间的闸室,最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闸室。其作用在于尽可能多容纳漕船在此出纳漕粮,提高转般仓的出纳效率。
  京口闸澳系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转般仓的设立和南宋局势的变化。史弥坚当时设想“启西津斗门以出纳夫舟,渠水耗则下澳以益之者,其常也; 乃若舟多而一斗门不足以受,则吾甘露之闸互启更闭而分受之者其不常也。”京口港仍然是作为最重要的通道,而到了南宋末期甘露港亦上升为重要的出入通道。“大江之入京口者,其道有四: 最西自京口闸,总领所见于此支运,河流亦浅,颇费搬夯; 其二曰海鲜河,甚浅,见系江西纲作坝,截大汛潮以剥米; 其三曰鳝鱼港,尤浅,亦江西纲乘大汛潮,隐舟此地,隔塘搬米,以上询之故老,皆吴尚书任内所尝开浚,日久渐湮; 其四则今来所指之甘露港,实居四港之最东。”
  京口闸澳系统最主要是解决通航的水源问题。一方面是增加水源: 引潮水,导地表径流; 一方面是留水控水: 设澳、建闸、管理。由此保障运河入江口的通航便利。但后来,管理不善,加之长江淤积,潮水高程难及,漕运艰难,所以南宋末年赵溍又废闸设坝,重新倒退到堰坝时代。
  宋代对于镇江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特别到了南宋,镇江成为枢纽城市,战略意义十分突出。由于独特的江河交汇及地理形势,镇江产生了当时最复杂最先进的闸澳系统以及港池等水利设施,是古代劳动人民的重要创造,在中国水利史上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