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咨询在线客服

中国通史

您现在的位置: > 论文欣赏 > 中国通史 >

浅谈从“苏联缺少个邓小平”看1980年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治理

  一、邓小平治理社会思潮的历史验证与历史误读
  2012 年1 月,一本新出版的书首次披露了邓小平1992 年初南方谈话中的一段话:“苏联这么强的国家,几个月一下子就垮了。如果中国不接受这个教训, 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如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新思维’出来以后没注意那样,就会出事。”“有人说,苏联缺少个邓小平。这话有一定道理,我是起点作用的。”
  这段一度被遮蔽的话其实包含了非常重要的历史内涵:其一,苏联发生的事情证明,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思潮问题处理不慎,就会带来颠覆性的后果———这不是假设而是事实;其二,改革开放的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苏联的局面,就在于邓小平采取了正确的社会思潮治理方式;其三,中国需要防“左”反右,但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来说,迄今为止最为直接的颠覆性因素还是“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新思维’”———右翼思潮,这也是事实。
  南方谈话已经过去了20 多年, 国内外某些人的希望在中国发生苏联式的剧变,依然是一相情愿而已。今天的中国,以国家力量的核心部分———经济发展而论,到 2013 年为止,中国对世界作出了三大贡献:第一,中国的减贫贡献占世界绝对贫困人口总减少量的97.1%;第二,2007-2012 年间,不论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还是汇率法,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6.46%和31.73%,都显著超过美国(分别为13.32%和10.20%);第三,中国对世界贸易增长贡献越来越大并居世界首位,2013 年中国首次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进出口国。
  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对中国的眼光已经异样。2009 年,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Jacques)的新著《当中国统治世界》首先在西方出版,引起反响。这本书解读了中国崛起对世界格局产生的影响,注意到中国的崛起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模式,极有可能重塑一个与当今西方模式完全不同的世界。站在中国崛起这样一个历史制高点上,2013 年5 月, 习近平在同首都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宣告:“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回望1989 年4 月, 中国的国家稳定面临危险。邓小平在同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引发的动乱,“我们不要怕人骂娘,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不要怕国际上有反应, 只有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才有真正的名誉”。任何持客观公正立场的人士都会承认,当下中国现代化的成就已经完全验证了邓小平的历史举措和历史眼光。无视眼前的事实而去设想另外的可能, 如说中国若走戈尔巴乔夫的道路,也能发展经济云云,这不是正常人的思维。
  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正因为存在着无视事实而去设想另外之可能的人士,也就有人始终不愿意客观公正地对待邓小平社会思潮治理思想,而是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愿望去进行解读,这里有两种倾向:一是把邓小平的思想打扮为与右翼亲近的思想;二是把它说成是极左思想与行为。
  前者,如有人在分析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时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潮有一段‘蜜月期’”,“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批判了左倾原教旨主义教条,启动大规模市场化改革,思想解放重新抬头。自由主义思潮历经磨难,获得新生机”。在这里,邓小平成了右翼势力的支持者和庇护者。
  后者则运用了一些手法. 一些人在评价1980 年代的社会思潮问题时,先隐去邓小平的存在,然后把邓小平经手处理的事情说成是极左的回潮,是不得人心的,着力批判执行邓小平思想的人们,甚至歪曲事实真相,如对1983年反对精神污染事件的种种回顾与评价。
  显然,这种误读与我们亲眼目睹的历史验证是完全相悖的。为了让后人体会历史运行的客观机制, 为了确保中国现代化的最后成功,有必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邓小平社会思潮治理思想与方式进行深入研究。
  二、国家治理:邓小平对中国社会思潮治理的本质定位
  1977 年7 月,邓小平第三次回归中国政治舞台, 开启了以现代化为标志的“邓小平时代”。复出后的邓小平果断地发起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动作,使中国重新返回现代性。
  历史总是依靠思想先行而展开的,恰如西方的现代性不能离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一样,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离不开思想解放运动。1978 年5 月发生的、得到邓小平支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就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奏曲,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口号的指引下,中国人走出了思想禁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里开始了现代化的追求。
  但是,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面临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是一场革命,它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这样,新思想对传统思想的冲击既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固然以市场经济为取向,但又不是像欧洲现代性那样发生于自下而上的市场经济过程,而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上而下的过程,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名义下进行的。这一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不能允许任何一种社会力量来破坏改革的整体设计,哪怕这种社会力量是改革的受益者和支持者。用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的话来说,在中国,即使是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经济关系”也“基本上是国家创造的现象”,“市场力量的解放将会产生无数的经济受益者和新的社会集团,但是,国家决不会允许这些人的势力发展到强大足以(即使是在遥远的未来)与党和国家……相抗衡的地步”。
  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它们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试图冲击主流社会的控制力。1979 年发生了以北京西单“民主墙”为标志的第一轮所谓“民主运动”事件,1980 年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发生了党内争议,1981 年春末发生了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出现及对其的批判,1983 年发生了宣传异化事件的问题。在此过程中,邓小平见微知著,明察秋毫,意识到社会思潮问题的重要性和相对独立性, 并非只靠抓经济建设而可以回避之, 弄得不好要出大事情。邓小平以大无畏的历史担当,力排众议,当断则断,用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处理了这些事件。
  1985 年5 月,邓小平在一次会见中说:“那些崇拜西方‘民主’的人总想搞这个‘四大’”,“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 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
  显然, 在经过了对上述事件的处理之后,邓小平初步形成了自己治理中国社会思潮问题的思路,这一思路包含几个要点:第一,将此问题定位于“国家治理”的范畴;第二,判断社会思潮的标准是看其是否与国家治理相悖,必须拒绝那些可能破坏国家政治稳定的社会思潮;第三,对社会思潮要进行辩证分析,有些思想观点属于有道理的小道理,政治上的拒绝不等于不承认“或许有道理”,就是说,不能对思想进行不讲道理的专政;第四,思想控制不是解决社会思潮问题的目的,刹住自由化这股风是为了继续实行开放政策。几个要点的核心是定位于“国家治理”范畴。
  应该说,邓小平的这一思路在简单明快的语言形式下, 充满了历史辩证法的深刻性,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完美统一,既确保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也尽量避免了文化专制主义的回潮。
  三、邓小平治理社会思潮的历史辩证法
  如何理解邓小平治理社会思潮所体现的历史辩证法,确认其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完美统一呢?
  首先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与“国家治理”范畴的定位关系。
  前面提到,在误读邓小平思想时,总有人热衷于把邓小平对社会思潮的治理说成是某些人的挑拨所致,并非邓小平的本意。这种说法既不符合事实,也完全抹杀了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立场。
  最突出的事实是:1986 年9 月,《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提交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会议上有人再次提出要求删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争论得非常热烈。就在会议的最后一天,面对激烈争论,邓小平坚定地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
  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年代,相当一些人向往无边界的“民主”、“自由”,使得党内也存在“开明绅士”的倾向。邓小平对自由化思潮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这就体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立场,而这一原则性立场就来自对社会思潮的“国家治理”范畴的定位。
  所谓“国家治理”,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国家”,一个是“治理”。在实现现代化的诉求中,国家不单纯是指政权本身,也指它对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协调与维护;而“治理”也不同于“统治”的概念。应该说,从统治走向治理,正是政治现代化的普遍趋势。“国家治理”意味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人民能够安居乐业。
  将社会思潮治理纳入国家治理,这就需要处理好人们的精神生活与社会和谐稳定之间的关系。从精神现象学的哲学分析来说,人类精神生活的自由表达正是现代性的标志之一,中国汉代确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的做法,都是现代文明所要纠正的。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尊重精神生活的自由表达权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不能破坏正常国家的社会基本秩序———当然,这里又产生另一个前提,即所谓正常国家和社会应该是基本上能够反映大多数人民意志、利益的国家和社会,而不是像德国法西斯、日本法西斯那样的政治权力。
  以美国而论,其精神生活的自由表达得到世界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同。但精神生活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那里也是存在的。J.D.亨特在1990 年代的一本书中说, 美国国家艺术基金每年以1.5 亿美元的预算, 赞助上百项艺术项目。1980 年代后期,国家艺术基金间接赞助两项备受争议的摄影展览,其中一幅作品为十字架摆在塞拉诺的尿壶里,另一幅作品则是将圣母马利亚紧紧地绑在拷问台上,并和其他同性恋的照片摆在一起。正统派社区批评这根本不是艺术,而是不折不扣的亵渎,说“他们所谓的艺术是卑鄙无耻的粗俗物, 是受道德谴责的垃圾”。为了响应这些看法,政府机构召开了一次听证会。对国家艺术基金此番赞助行动, 有参议员要求立法禁止赞助猥亵无礼的艺术, 国家艺术基金同意今后遵守此项原则。
  事实上,人们看到,邓小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批评,都是基于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的维护,他忧虑的是秩序解构以后可能发生的灾难性后果。
  1987 年5 月, 邓小平在会见荷兰友人时说:“我们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反对全盘西化,反对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是稳定的。过去我们多灾多难,党和国家经过许多波折,有些事情人们难以理解也不奇怪, 但我们自己是有清醒估计的。” 1989 年2 月,他又指出:“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 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 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事实证明,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由于他的判断立足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具有穿透力,远远高于另一些人。1983 年9 月,邓小平就说:“如果说我们这几年拨乱反正在各条战线搞得比较有条理的话,但思想战线还没有搞个头绪出来,是乱的。这在一个时期看不出它的坏处,但再乱几年,是不是会出现一个运动就难讲了。”几年以后的事态证明,如果一直坚持邓小平的原则立场,党和国家在这方面的损失会少得多。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灵活性同样来自“国家治理”范畴的定位。
  由于邓小平使用的是“治理”而不是“统治”, 面对的是精神生活而不是直接的政治组织或政治行为,因此,在抵制与反对错误思潮时,邓小平也非常注意与历史上“左”的方针政策的区别,避免国家生活向“左”转,避免对改革开放造成损害。
  1981 年3 月,邓小平在处理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问题时,一方面坚持要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也提醒人们:“当然,对待当前出现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每个人错误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甚至,对《解放军报》发表的批评文章, 邓小平也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既肯定“应该批评”,又指出“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 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并提议:“《解放军报》现在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艺报》要写出质量高的好文章,对《苦恋》进行批评。”
  美国学者傅高义在讨论到这个问题时就说:“很多知识分子对自由受到的限制深感失望,但是与毛泽东在1957 年的反右相比,邓小平的反应要有节制得多。邓小平知道要实现现代化,他需要知识分子的合作。四项基本原则宣布之后,知识分子在公开批评中共上变得更加谨慎,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受到批判、羞辱或被撤职。一些最著名的批评者获准出国居住,在国外继续发表言论。”
  注意到对1980 年代历史的一种解释是:由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过时的、“左”的行为,是不得人心的,所以每次都会半途而废,进行不下去。这一解释看起来有些像,但其实大谬不然。事实是,反对错误社会思潮的行动之所以没有演变成运动,总是有所节制,恰恰来自邓小平自觉的“国家治理”思想,他以“国家治理”为准则,区分出大道理和小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但对小道理也不能粗暴对待,不能使用文化专制主义的手段,要准备长期与之共处。
  1986 年末的学潮问题解决之后,邓小平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我们不搞运动,尽量缩小这个问题的范围,减轻这个问题的性质和分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问题,同四个现代化建设将是并行的。为了刹住一个时期的势头,例如对这次学生闹事,需要采取一些比较紧迫的办法,但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既然是长期的事,不可能搞运动,只能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
  承认“同四个现代化建设将是并行的”,必须进行“长期教育”,即是指非主流思想文化是消灭不了的, 既然消灭不了就不能寄希望于“斗争”手段,只能进行有说服力的教育。这样,应该有所为的是“经常性的说服教育”,不能为的是“斗争”、“运动”、扩大问题的范围、扩大性质和分量。这就是邓小平的治理与“左”的错误的区别。
  公正地说,邓小平的“国家治理”思路既坚持了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又承认了社会精神生活的复杂性现实。在邓小平这一思路的指引下,30 多年的中国虽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总体上没有发生颠覆性错误,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历史已经证明了其正确性。同时,由于对社会思潮是按照现代文明的原则来治理的,自觉抵制了文化专制主义的影响,构建了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格局,中国文化发展的繁荣也是有目共睹的。有什么理由抛弃邓小平的社会思潮治理思想与方式呢?
  1993 年9 月16 日, 晚年的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 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四个坚持”,因为舍此便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大问题,“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 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 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这一谈话实际上接触到一个问题, 即在经济发展的目标基本达到时,一定会出现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 如何继续在“国家治理”的原则下治理社会思潮,必须认真研究,寻求新的思路和办法。应该说,以习近平2013 年8 月19 日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讲话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人正在走出一条解决治理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问题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