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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应对校园暴力,矫治比严惩更迫切

  最近,多起校园暴力事件引发舆论热议。正当人们为浙江庆元“3 名未成年人暴打、烟头烫小孩”震惊之时,6 月22 日晚上,微博再次爆出江西“永新初中学生遭群殴”、四川乐至“初中女生被羞辱”事件。与以往一样,舆论的反思最终无非仍指向家庭、校园和社会三方。但这种检讨,却常常因为责任主体失焦而失之宽泛。当然,每宗个案就如每一片树叶,总会有属于个案的特殊因素。
  是家庭监护不力责任多一些,还是校园教育不当责任大一些,或各不相同。但由于校园暴力事件的低龄化,当行凶者还未满14 周岁时,由于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制,司法通常无法介入。这些“问题少年”还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在教育管理相对规范的地区,学校还不能因此开除他们,最后的处理结果往往就是推给家庭了事。司法不能拿“问题少年”怎么样,正是一些民意吁求应严惩行凶者的重要根源之一。
  这些年来,刑法的谦抑性、司法人文主义以及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关怀在我们的立法中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总的来看,在未成年人保护上,理念强调颇多,实质的措施却很少。强调应对校园暴力的“实质措施”,并非是附和“严惩校园暴力”的民意诉求。动用刑法严惩校园暴力,尤应慎之又慎。但对于确有行凶恶习的“问题少年”,法律也不能不闻不问。但在劳教已被废除的大环境下,收容教养制度也显得与时代脱节,且与司法现代化的方向相悖。一个符合未成年人身心发育特点的教育矫治机制,亟待建立且日显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