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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民刑分界: 过度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罪之界分

  一、“电脑天价索赔案”引发的思考
  2006 年北京某大学学生黄静花两万多元购买了一台华硕V6800V 型号的笔记本电脑,该电脑配备了频率为2. 0GHz的英特尔CPU。由于电脑第一次运行就出现蓝屏死机问题,而且强行关机后无法正常开机,因此黄静将电脑送到华硕电脑售后服务中心检修。但是经过两次检修后,电脑仍不能正常使用。后黄静找到自己的朋友周某帮助维修,周某发现华硕工程师为黄静电脑装配的是测试版的CPU,性能极不稳定,根本无法与正版的CPU 相提并论。
  于是,黄静与周某跟华硕公司进行了谈判,黄静向华硕公司提出了500 万美元“惩罚性”赔偿款的要求,并表示如果华硕公司拒绝支付,那么其将会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将此事通过媒体公布于众。对于500 万美元的巨额赔偿要求,华硕公司表示不能接受,双方数次谈判无果。同年3 月7 日,当两人再次到华硕公司交涉赔偿问题时,华硕公司报警,两人被北京市某公安分局以涉嫌敲诈勒索罪为由刑事拘留,随后,黄静被某检察院批准逮捕。但2007 年11 月9 日,检察院向黄静作出不起诉决定书。虽然上述案件已有定论,但是其在刑法理论界所引发的争论仍未平息,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当消费者因产品质量存在瑕疵或者缺陷,其以远远高于市场价格的赔偿请求向经营者主张权利时,动用刑罚规制此种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
  也即,民事过度维权行为能否成为动用刑罚的导火线。与理论界众说纷纭的现象相似,实务部门对于此类案件的态度,也莫衷一是。有学者在分析我国实际发生的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得出了以下耐人寻味结论: “第一,我国审判实践对过度维权行为,在入罪方面持限制态度; 第二,对于行为人故意制造事端而索要钱财的,审判实践中肯定了该类行为成立敲诈勒索罪; 第三,对于过度维权行为,同案异判现象较为明显,司法机关对于同一案件也经常出现不同意见。”
  二、过度维权行为的“违法有责性”评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4 条的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时,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 ( 一) 与经营者协商和解; ( 二) 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 ( 三) 向有关地方行政部门申诉; ( 四) 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 ( 五)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应当说,上述纠纷解决途径对于消费者和经营者是平等的、自由的。当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犯时,双方当事人可以从有利于纠纷解决的角度自由选择,并不存在“哪些途径合理,哪些途径不合理”的区别。在消费纠纷领域中,当消费者与经营者选择协商解决纠纷时,必然会涉及消费者维权行为的合理界限。如果消费者采取理性的维权行为,提出的要求具有合理性,而且经营者也愿意赔偿,显然不构成犯罪。
  反之,如果消费者采取胁迫手段,向经营者索取与纠纷无关的赔偿,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时,应当定罪处罚。但是现实生活中,消费者的权利行使并非“循规蹈矩”,其采取的维权途径往往与典型的敲诈勒索行为相去甚远; 主观目的虽明显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但是也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原则和精神。这就导致司法实践中,发生在消费纠纷领域中的案件,要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而检察机关却不予起诉; 要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提起诉讼,而法院做无罪判决; 要么有些行为本应立案起诉,公安机关却未予立案。笔者认为,司法实践的乱象丛生,本质原因在于对敲诈勒索罪构成要件的解释采取了形式解释论的观点,但正确界定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行为,需要对敲诈勒索罪的手段行为与主观目的作实质性解释,下面笔者将分别讨论。
  三、结语
  维权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实质上存在着保障个人权利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之间的博弈。基于现代刑法的自由主义精神,以及刑法的的人权保障机能,过度维权行为原则上并不构成犯罪。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存在,使过度维权行为不同于一般的敲诈勒索行为,笔者认为,当索赔数额处于不确定状态,同时存在其他有效解决途径时,根据刑法的谦抑性以及刑法保障法的地位,应当肯定消费者私力救济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有学者主张,权利行使与敲诈勒索的界限在于: 第一,目的不同。前者提出高额赔偿请求是出自行为人内心的“真诚确信”,其主观上是为了获取有权获取的财物; 后者的行为人明知所提出的高额索赔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主观上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第二,手段不同,二者的行为手段虽然均可能含有胁迫的因素,但前者具有社会相当性,为社会公众所容忍; 后者则不具有社会相当性,为社会公众所排斥。
  但笔者认为,行为人的索赔行为不能以社会相当性来评判。在私法领域中,由于商品的缺陷和瑕疵而出现违约与侵权时,双方当事人应该采取私法纠纷解决途径来处理。至于受害方索要的赔偿数额与过错方担当的数额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能因为受害方索要巨额赔偿就诉诸刑法规制,而忽视其他私法纠纷解决途径。其实,对于向媒体曝光的行为手段,普通人根本不会感到恐惧,甚至不会理睬,真正刺激普通人神经的是天价索赔数额。而且,如果以社会相当性来处理此类问题,必然会出现不公正的现象。假设本案中黄静以向媒体曝光,提出索要500 万美元的赔偿时,华硕公司欣然接受,并且支付了500 万美元。想必普通人对于该结果都会感到离谱,应当认为超出了社会公众的容忍度。但我们不能否定这是华硕公司自愿给付的赔偿,否定华硕公司的自愿赔偿,实质上否定了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由于社会相当性理论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因此用社会相当性理论限制私法领域中解决纠纷的行为方式与结果,并不合理。私法领域中的权利滥用并不必然侵犯刑法上的法益,消费欺诈过程中过度的维权行为并不等同于敲诈勒索行为。但如若当事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后,行为人依然以向新闻媒体曝光的方式索要对方的财物,对方基于恐惧心理而给予行为人财物的,行为人当然构成敲诈勒索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