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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扩大解释与类推适用之界限

  一、扩大解释与类推适用的内涵
  怎样区分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则是“刑法学永恒的课题”。科学合理的界定二者的界限,依赖于对二者概念内涵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运用各种标准和方法,寻找出对刑法解释的正确路径。关于对扩大解释与类推适用概念内涵的定义,历来争议颇多。
  (一)扩大解释的内涵界定
  关于扩大解释的内涵,目前刑法学界的通说是扩张字面含义说,也就是根据刑法的立法目的,对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进行扩张所为的解释,具体表述有细微差别。如日本刑法学家西田典之教授认为,“有时候也会考虑到立法旨趣,对文理予以扩张,对刑法条文作超出字面含义的解释”,国内学者的见解例如赵秉志教授认为,“扩张解释属于论理解释的一种,它是指按照立法原意把刑法条文作合乎逻辑的、大于字面涵义范围的解释”。还有学者认为,“在刑法理论上,扩张解释是指将刑法条文的含义作扩大范围的解释。由于在扩张解释的情况下,解释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
  总而言之,以上学界通说的观点,就是将扩大解释理解为对刑法字面含义的扩张。但是这种通说,首先要回答的一个疑问就是,既然超越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对刑法进行解释,又如何做到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就是严格按照刑法条文的规定的定罪处罚。超越字面含义的潜台词就是超越刑法条文的规定适用刑法,这实际上是将扩大解释与类推适用等同,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不利于正确认识二者的界限。在笔者看来,要解决这一疑问,必须对扩大解释的涵义作出新的科学的界定。
  二、区分扩大解释与类推适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本文认为,区分扩大解释与类推适用,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一)必要性分析
  1.遵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法治的基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确立这一原则要求我们坚决反对类推适用,而允许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相一致的扩大解释。以下从司法解释、司法适用两个角度对如何在解释刑法的过程中坚持罪刑法定原则进行分析。首先,我们要警惕和防止司法解释中以扩大解释之名行类推适用之实的危险现象。例如1997年刑法典第145条规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而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相关的司法解释,在多数学者看来这条司法解释中“购买、使用”的行为等同于“销售”行为,因此属于绝对的类推适用。而曲新久教授则通过对该司法解释进行限制解释,从而使该解释成为一种合理的扩张解释。
  在笔者看来,该司法解释将“购买、使用”行为等同于“销售”行为,无疑是一种类推适用,或许存在曲教授所认为的用语不规范的问题。但如果就此认为可以对其进行限制解释而推定类推适用为扩大解释,毫无疑问所有的类推适用都可以通过限制解释而成为扩大解释。这样会混淆扩大解释与类推适用,使得司法官和普通民众在理解和适用法律时都会产生困难。因为不是所有司法官都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和良好的法律解释能力,能够运用所谓的“限制解释”方法将类推适用的司法解释变成扩大解释。只有科学的区分二者之间的界限,制定科学合理的司法解释,才有利于司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准确的适用法律,不会侵犯一般国民的行动自由。
  三、扩大解释和类推适用的区分方法
  应该说,“在刑法条文可能的文义范围之内”和“一般公民的预测可能性”这两个区分标准,对大部分刑法条文解释边界的判断都是可行的。但是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例如“用于载人”的拖拉机能否认定为《刑法》第116条规定的“汽车”,对此,即使从上述两个标准出发,不同的学者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异,由此也凸显这两个标准的不足。
  (一)对扩大解释与类推适用的各种区分标准的评析
  刑法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很少有领域是前辈先贤们没有涉足过的,关于刑法解释的问题,也不乏真知灼见。如何寻找扩大解释与类推适用的界限,受到比较广泛讨论的首推“在刑法条文可能的文义范围之内”这个区分标准。德国学者罗克辛非常推崇这个区分标准,他主张将“可能的口语词义”作为解释边界。其实他的观点也包含了国民预测可能性的内涵,在判断“在刑法条文可能的文义范围之内”的时候,无可避免的以国民预测可能性作为一个辅助的判断工具或者方法。换言之,在他看来,法律文本可能的语义范围一定是国民行为时能够预测到的。坚持这种观点的同时,他也批评了根据法律的意义来进行解释和拒绝扩大解释与类推界限的错误做法。
  前面已经详尽论述了寻找扩大解释与类推适用界限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这点批评是值得肯定的。在笔者看来,辅之以目的解释的原则,对扩大解释的结论进行检验,倒是可行的,并不必过分排斥。但是他仅以“可能的口语词义”作为唯一的判断标准,是不能完成区分扩大解释与类推适用的任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