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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环境犯罪“三元化”制裁体系之建构———以制裁目的之有效实

  一、环境犯罪之制裁目的:预防与恢复
  耶林曾经指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按照这一思路,对环境犯罪的法律制裁也绝不应当是盲目和任意的,而是始终要在一种理性的目的指引之下进行。可以说,制裁目的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对制裁体系或方法的选择与取舍。在我国,对犯罪的制裁是以刑罚为主导的,环境犯罪也不例外,因此,对环境犯罪的制裁目的往往就成为对刑罚目的的直接复制。而关于刑罚的目的,一般认为就是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所谓特殊预防,就是指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惩罚改造犯罪分子,预防他们重新犯罪;而一般预防则是指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威慑、儆戒潜在的犯罪人,防止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由此,对环境犯罪进行制裁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预防环境犯罪人再次实施犯罪,并儆戒那些潜在的犯罪人不要重蹈覆辙。单从犯罪控制的角度来讲,这一目的定位是没有多大问题的。然而,随着恢复性司法的兴起和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国家强制环境犯罪行为人对自己的环境犯罪行为承担环境刑事责任,其目的不仅要惩治和预防犯罪,而且要最大限度地体现补救或恢复环境、消除环境犯罪持续性危害从而保护环境安全的功能。”
  因为,如果只是单纯强调对犯罪人的惩罚,尽管“这种判决会起到刑罚的预防作用,使得犯罪人及其周围的群众引以为戒,但是对于造成的环境损失却丝毫得不到弥补,只能由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恢复”。而“目前,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千亿元。这样巨大的损失都由国家来补救,负担沉重。”另外,犯罪人对环境犯罪所造成的损害进行积极补救或恢复的行为,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息公众的愤怒,并唤起大家共同的环保责任感,从而有利于取得更佳的制裁效果。
  二、体系与目的之脱节:我国环境犯罪制裁体系的结构性缺损
  在明确了环境犯罪的制裁目的的前提下,就需要同时建构起与这一目的相适应的环境犯罪制裁体系,从而保证这一目的的有效实现。所谓环境犯罪的制裁体系,也就是对环境犯罪进行有效制裁所需要的各种制裁方法或措施的有机组合。既然明确了环境犯罪的制裁目的是预防和恢复,那么相应制裁体系的设计就必须要有助于这两项制裁目的的有效实现。对于预防目的的实现来讲,最为重要的制裁方法无疑就是刑罚。可以说,刑罚方法本身的设置和运用情况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预防目的的实现程度。同时,“在刑事诉讼中对犯罪情况、尤其是行为人的个性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有些犯罪人还可能实施其他严重的犯罪行为,对这些严重犯罪行为的预防,仅靠与罪责相适应的刑罚———只要行为人有责任能力———显然是没有足够的效果的”。所以,“在此等情况下就有必要在对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排除刑罚的同一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同时命令从其法律特征看实际上是以警察预防为目的的治疗,或者干脆同时判处适合于预防这类犯罪的保安处分”。
  这也就是西方许多国家为有效实现犯罪预防目的而在刑事制裁方面所采取的“刑罚———保安处分”双轨制。而对于恢复目的的实现,最为有效的制裁方法无疑就是各种恢复性制裁措施的采取,如责令赔偿损失、恢复原状、对损害后果进行补救,等等。
  三、体系与目的之弥合:环境犯罪“三元化”制裁体系的完整建构
  “体系化是刑法不可舍弃的追求”,犯罪制裁体系的合理建构也自然是其应然诉求。关于环境犯罪的制裁体系,近年来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比较集中的倡导就是要重视刑罚措施之外的非刑罚制裁措施(或称刑罚辅助措施)的运用,以有效实现环境犯罪制裁的恢复目的。笔者也赞同这一主张,但问题就在于,制裁体系是不同制裁类型的有机建构,而许多论者却往往忽视了对这些制裁措施进行合理的类型划分。例如,有论者就在“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环境,救济被犯罪行为减少的自然资源”这一目的追求之下,将环境犯罪的刑罚辅助措施划分为“教育性辅助措施”“民事性辅助措施”“行政性辅助措施”和“没收性制裁措施”四类。但是,其中的“教育性辅助措施”“行政性辅助措施”和“没收性制裁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进一步实现特殊预防的目的,而并不是对环境破坏的救济和恢复。因此,这种类型划分方式显然是将具有不同制裁目的制裁措施混为一谈,从而难免造成适用上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