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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谁之目的,何种解释?———反思刑法目的解释

  一、问题的提出
  利益法学的勃兴引发解释论上的重大转向,目的解释方法在法律解释中日渐受到关注。早期的严格法治所力主的文本对刑法解释的限制作用在实质理性的高涨中开始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尽管目的解释论也表明解释必须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但从论证的进路、方法以及解释结论角度来看,却经常令普通公众甚至学科共同体产生强烈的突兀感。诚然,刑法文本制定的社会背景仅仅是一种辅助或参考的解释材料,在流动性和变动性极强的现代社会,人们对于刑法规范的解释不可能仍然刻舟求剑式地遵循古老社会的生活习性。目的解释方法有利于释放刑法文本潜在的可能含义。刑法文本是通过语言表述的规范体系,既然如此,就不可避免存在边缘语义。当刑法规范遭遇复杂案件时,刑法文本的固有含义通常无法涵摄案件事实的法律意义。这就需要通过训练有素的人们提供严密的论证来拓展———但不是对刑法用语“脱胎换骨”地解释。目的解释主张赋予规范别开洞天的意义,也受到现实主义法学的青睐。“我已渐渐懂得: 司法过程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发现法律,而是创造法律,所有的怀疑和担忧、希望和畏惧都是心灵努力的组成部分,是死亡的折磨和诞生的煎熬的组成部分,在这里面,一些曾经在自己时代服务过的原则死亡了,一些新的原则诞生了。”
  创造性的成分注入刑法规范的语义,能够满足疑难案件的知识需求。目的解释论经常抛出的格言是“法律重目的,不重手段。”当然,上述格言推向极致未免过于偏激,但却足以看出目的解释受论者宠爱之深。在刑法中,目的解释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如此礼遇。张明楷教授“不认为体系解释、历史解释( 沿革解释) 、比较解释等理由具有决定性,而是认为目的解释具有决定性。但是由于刑法实行罪刑法定原则,故文理解释也具有决定性。不过,目的解释的决定性与文理解释的决定性具有不同的含义。文理解释的决定性在于: 所有的刑法解释,都要从法条的文理开始,而且不能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 凡是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的解释,都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解释,即使符合刑法条文的目的,也不能被采纳。目的解释的决定性在于:在对一个法条可以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结论时,只能采纳符合法条目的的解释结论”。
  从上述论断观之,张明楷教授亦认识到单独采取目的解释的方法未必正当,刑法解释应当受制于刑法文本的制约。即“正确的解释,必须永远符合法律的文言与法律的目的,仅仅满足其中一个标准是不够的。此外的各种解释理由中,不存在一种解释理由优越于另一种解释理由的规则。”总体而言,张明楷教授的上述立场值得首肯,刑法解释无非是在刑法文本的基础上探寻刑法目的的智力训练。脱离刑法文本制约的目的解释就如同脱缰的野马,自然可能踏破刑事法治的底线坚守。但问题是,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易事。在明确的刑法用语面前,没有解释者的空间。例如,重伤、轻伤,由于具有明确的标准和鉴定依据,故不可能将导致他人肢体残废的情形解释为轻伤。基于生理的明显区分而形成的诸如“妇女”、“幼女”等刑法用语也没有解释者尽情发挥的余地。只有在法律用语模糊的场合,即在面对复杂案件时,人们对刑法用语是否能够涵摄案件要素拿捏不准时才需要解释。例如游戏装备、电子币等网络空间的虚拟物品是否属于刑法中的财物,需要结合刑法总则关于财产的规定和侵犯财产罪具体罪名予以认定。由于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语言本身是模糊不清的,所谓“符合法律的文言”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解释者的自我感觉甚至自我辩护的理由。同样的情况套用到刑法用语的界定上也必定会出现意见相左的人都会认为对方的解释超出了刑法用语的含义。与其说目的解释自愿接受刑法用语的限制,倒不如说这仅仅是目的解释的一种姿态和立场。在具体的解释过程中,目的解释挑战甚至颠覆刑法用语的做法经常令人震惊。
  二、目的解释不当
  拓展刑法用语含义的危险表征刑法用语的明确性直接影响到普通公民对刑法的预测性,进而关系到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实现。明确的刑法用语可进一步推进刑法行为规制机能和裁判规制机能的实现,也因此,对刑法用语的界定需要谨慎的解释立场。但目的解释会因目的指向的不明确性不当地拓展刑法用语的含义,进而对当下初建的刑事法治构成现实的威胁。
  ( 一) 目的指向的不明确性容易导致目的解释蜕变为任意解释“目的是刑法的创造者,刑法是国家为了维护特定的目的而制定的,刑法的每个条文尤其是规定犯罪与法定刑的分则性条文( 本条) 的产生,都源于一个具体目的。刑法的最高使命,便是探究刑法目的。”可见,在上述表述中,刑法目的是解释刑法的根本指引。任何刑法解释都力图展现刑法规范的本来含义,但能否将之一概归为探究刑法目的则本身就值得商榷。与目的解释经常联系在一起的格言是“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当下中国刑法学主张目的是刑法创造者和最高使命的观点通常认为刑法解释应当坚持客观解释的立场。“刑法一经制定与颁布,就是一种客观存在,与立法原意产生距离,这为客观解释提供了依据。”
  如果将客观解释与目的解释联系在一起,就不难发现,在目的解释论中,刑法的目的本身就应当是客观存在的范畴。按照这种逻辑,既然刑法立法原意根本不存在,那么探索刑法的目的或通过客观解释挖掘刑法规范目的,就是解释主体的任务,但这种观点存在疑问。客观的目的意指为何? 其实并不清楚。尤其是在当下中国刑法修订如此频繁的今天,刑法目的也可能在变动中模糊不清。对于这一点,目的解释论者也不否认。例如,目的解释论将刑法目的分为整体目的和具体目的,认为,“刑法的整体目的变异性很小,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将刑法目的归纳为保护法益。但是,具体目的会经常变化,对具体目的的评价比对整体目的评价更困难。即使人们能够有根据地肯定法益保护的正当性,但由于法益是可以通过立法者创设的,所以,在有些情况下,对具体法益的认识与确定,亦即具体法益是否值得刑法保护,会产生困惑。”
  其实,这种分类也有问题,因为,整体目的在刑法解释中起不到任何指引的作用。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仅此一句真理式的论断,无法为解释者提供任何帮助。如前所述,刑法解释的主要阵地或者攻关课题是疑难复杂案件与刑法规范的有效对接。在分则解释中,整体性目的为疑难案件的诊断提供不了任何有效的信息和方法。真正对于解释产生影响的是具体目的。但具体目的认定并非易事,这就可能消解刑法目的在解释疑难案件时的功能。面对疑难案件,目的解释者不能搪塞推托,仍然需要运用各种方法对之进行各种方式的解释。由此就可能出现,目的解释所说的目的之客观目的在解释者的解释中被置换为个体性甚至随意性解释。
  三、交互解释与刑法目的解释的制约
  面对目的解释可能带来的危险,人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寻求刑法目的解释适用的规制措施。基本的路径和意图旨在限制目的解释的随意性,使之能够以刑法用语的固有含义为向心力的有效性解释。
  ( 一) 二元性制约机制的可能困境
  有学者认为,“为遏制随实质化而带来的企图摆脱文义约束的日渐强大的冲动,有必要借助一种二元性的制约机制,即通过法教义学的内部控制与合宪性的外部控制,来实现对目的解释的规制。”上述观点值得首肯,因为教义学的内在逻辑可以在形式意义上约束目的解释的随意性,弗里希教授指出:“在启蒙时期的哲学中,至少在某些方面,教义学的思想经常被视为一种不能批判思想的典范。这就表明: 教义学是以自身已经确定而无须再作任何检验的信条为前提的,而且通过对这些前提的深入思考可以进一步认识教义学。”而合宪性解释则从根本上为审查目的解释提供了合法性与否的法则。但上述路径在具体实践中可能遭遇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