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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霍松林先生的学术道路与学术成就

  霍松林先生,1921 年生,甘肃天水人,中国当代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书法家。关于霍先生的学术成就,笔者曾撰有《霍松林先生的学术研究》等多篇论文及《霍松林先生学术评传》予以探讨和介绍,现在,应《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编辑部之约,将霍先生的学术道路与学术成就经历再次梳理成文,奉献给大家。
  一霍松林先生的学术道路
  霍松林先生幼时在家,由父亲教他背诵学习《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并熟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幼学故事琼林》《诗经》《子史精华》《古文观止》《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等古籍,12 岁时,他进入离家15 里路的新阳镇高级小学。小学毕业后,霍松林先生入省立天水中学上学。初一第一学期,他第一次写的作文《给抗日将士的慰问信》即受到老师的赞赏,被送到《陇南日报》发表。初中期间,他还写过不少诗歌,很多都在当地报刊发表,如《苦旱》《久旱喜雨》《夏日喜雨》等,都是写其自身的生活和感受。初中毕业后,霍先生入国立五中学习。这是一所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天水办的学校,老师大半都是流亡来的大学教师或是从西南联大毕业的新秀。在这里,霍松林先生受薄坚石、陈前三等名师的指教,课程学习之外多有诗词创作,并为《陇南日报》主编文艺副刊《风铎》。在天水上中学( 包括天水中学和国立五中) 期间,霍松林先生在《陇南日报》《天水青年》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诗词作品,其中数量最多,也最有价值的是抗日诗,如《卢沟桥战歌》《哀平津,哭佟赵二将军》《闻平型关大捷·喜赋》《八百壮士颂》《惊闻南京沦陷·日寇屠城》《喜闻台儿庄大捷》《偕同学跑警报》等。这些作品均是有感而发,充满真情实感而又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的脉搏。正因为这些作品,半个世纪以后的1995 年,中国作家协会表彰一批抗战时期的杰出作家,颁赠“以笔为枪,投身抗战”的奖牌,霍先生便列名其中。诗词作品之外,中学期间,霍先生也尝试着写过几篇学术论文,其中有一篇谈《易经》哲学思想的文言文曾受到薄坚石和陈前三先生的赞许; 他中学时所写的部分日记和读书札记也曾在《陇南日报》副刊之《琐记》专栏发表。1945 年,霍先生考取了中央大学中文系,赴重庆上学( 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迁回南京) 。中央大学,名师云集,人才荟萃,霍先生在这里如鱼得水,于正常的课程学习之外又写了很多的诗词作品,他参加了于右任先生组织的重九登高赋诗盛会,也常在《泱泱》《人文》《陇铎》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46 年,霍先生在卢冀野先生主编的《泱泱》上连续发表了《杜甫论诗》《论杜甫的创体诗》《论杜诗中的诙诡之趣》《杜甫在秦州》《杜甫与严武》《杜甫与李白》《杜甫与郑虔》等多篇论文,又在《和平日报》的《和平副刊》上开辟的《敏求斋随笔》专栏中连续发表了40 多篇古代文学方面的读书札记,这些,连同他在杨宪益先生主编的《人文》上发表的《〈燕太子丹〉考》等论文,都是一种标志——霍先生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之旅。1949 年8 月,霍先生受到其老师、时任重庆南林文法学院中文系主任陈匪石先生的邀请赴南林学院任教,1950 年春因思乡思亲又回到甘肃。霍先生在天水师范学校教了半年书,而后就到西安任教,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西安。从时间阶段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霍先生的学术研究基本集中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霍先生的学术研究与他的教学工作紧密结合,在文艺理论、古代文学等多个领域都有建树。1951 年初,霍先生调到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被安排教《文艺学》课程。因此,霍先生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文艺理论领域,而且很快就卓有建树。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内尚无用新观点撰写的文艺学著作,当时新观点、新角度的成果很少,只有巴人的《文学初步》和周扬编选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等十分有限的资料。霍先生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动用自己多年积累的文学知识,又认真思考、深入研究,一节一节地写出讲义。1953 年,这部讲义被选为全国高校交流讲义,后又被选为函授教材铅印流传; 1956 年,霍先生又按照新颁布的《文艺学概论教学大纲》的要求,参照刚被翻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权威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等书对讲义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并定书名为《文艺学概论》——该书1957 年7 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印行46700 册。这部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一部新型文艺理论著作,分4编25 章94 节,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有关文艺理论的重要问题。
  从学科建构与发展的角度看,除时代特征之外,这部教科书不仅从总体上建构了一种新的文艺理论框架,有着首开局面的创新性,而且在具体的立论和阐述时更有着鲜明的个性特点,体现出作者对文学自身规律和特征认识的颇多真知灼见。书中,著者不满足于从定义出发空谈理论,而是结合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中的典型例证,特别是结合中国文艺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论述,突出民族特色; 他从文艺创作的实际出发,独立思考和探究文艺的内部规律与特殊规律,提出了很多独到见解,很能令人信服。比如讲典型问题,比如反对对文学的党性作庸俗化的理解,作者甚至还写出了这样的观点: “写共产党员也可以写缺点”——这种在当时,都是一般人不敢写甚至不敢想的。《文艺学概论》出版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当时许多大学中文系师生、文学爱好者、中小学教师都对文艺理论方面的诸多问题感到茫然,是这本书给予他们方向性的启示。30 年以后,还有人撰文回忆,称它“是现代的《文心雕龙》”; 文艺理论家张炯先生亦指出,该书“对文学艺术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各方面的特征与规律,作了较为全面和深入浅出的论述,这对于指导广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进行创作,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浙江师范大学陈志明教授撰文说,“《文艺学概论》不仅开了建国以后国人自己著述系统的文艺理论教科书的风气之先,而且发行量大,加之其前已作为交流讲义与函授教材流传,影响及于全国,大学师生、文艺工作者与文艺爱好者,不少就从中得到教益,受到启发”,该著的“若干精到的见解,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仍然不失其理论上的指导意义”; “不少50 年代后期和60 年代前期的大学中文系学生,其中有些今天已成为专家,还不忘《概论》在当年如春风化雨般给予他们心灵的滋养”。除上述专著之外,霍先生还发表了不少文艺学方面的单篇论文,出版了论文集《诗的形象及其他》( 长江文艺出版社1958 年版) 、《文艺散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这些论著,尤其是1956 年发表的长篇论文《试论形象思维》( 《新建设》1956 年6 月号) ,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20 年后,霍先生又发表《重谈形象思维——与郑季翘同志商榷》( 《陕西师大学报》1979 年第4 期) 一文,以批谬纠偏的方式继续深入论述形象思维,解决了文艺理论中的一些重大问题。1982 年,霍松林先生对《文艺学概论》重新修订,将其更名为《文艺学简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文艺学简论》与25 年前出版的《文艺学概论》相比,不仅章节调整了,具体的论述也更充分,举例也更多更恰当。比如在谈诗歌的特征时, 《文艺学概论》仅引用了何其芳给诗歌下的定义来说明诗歌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征: “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包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情感,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凝炼与和谐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
  而在《文艺学简论》中,则在这段引文之前又引了清人沈德潜《说诗晬语》和吴乔《答万季野诗问》中的两段文字并做了分析说明。沈德潜说: “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形之; 郁情欲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 比兴互陈,反复唱叹,而中藏之欢愉惨戚,隐跃欲传,其言浅,其情深也。倘质直敷陈,绝无蕴蓄,以无情之语而欲动人之情,难矣。”霍先生解释说,这段文字的“要点是: 通过‘托物连类’、‘比兴互陈’——通过形象思维,来创造诗的形象,以抒发诗的感情,达到言浅意深,含蓄蕴藉的艺术境界”; 而“‘以无情之语欲动人之情,难矣’的论断,又明确提示了诗歌在社会职能上的特点: 以浓烈的诗情,打动读者的感情”。吴乔谈诗歌与散文的一段话这样说:“二者意岂有异? 唯是体制辞语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啖饭则饱,可以养生,可以尽年,为人事之正道; 饮酒则醉,忧者以乐,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如《凯风》《小弁》之意,断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诗其可以于世乎?”霍先生解释说: “他打了个比喻,来说明诗与文的区别: 诗与文的材料是一样的,都是‘意’。但如果把‘意’比成‘米’的话,那么写散文,就好比把米做成饭; 而写诗,则好比把米酿成酒。读散文,就像吃米饭,能使人饱;读诗歌,则像喝美酒,能使人醉……他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强调写诗的时候,要把诗的材料经过充分酝酿,使它具有浓郁的诗味,让读者读了它,如饮美酒,不知不觉地陶醉了,直陶醉得‘忧者以乐,喜者以悲’。”通过这样的引用加解释,《文艺学简论》使读者对诗的特点理解得更恰切、更具体,也更准确。
  对于《文艺学简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新时期文学六年》在总结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的成果时曾这样评价: “论证扎实,例证丰富,对文艺内在规律的探讨颇见功力,也十分引人注目。”1954 年,由于课程体系的调整,霍先生又开始教授古代文学课,由此他又将主要精力转回到古代文学的研究上来。开始几年,霍先生主要担任元明清文学的教学工作,与之相配合,他的学术研究也主要在元明清文学方面。为了讲好元曲的代表作《西厢记》,霍先生撰写了《金圣叹批改〈西厢记〉的意图》( 发表于《光明日报》1954 年5 月21 日《文学遗产》,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元明清戏曲研究论文集》第二集) ; 又考察了《西厢记》的各种版本和书中难解的方言俗语,写成了《评新版〈西厢记〉的版本和注释》一文( 《文学遗产》增刊1955 年第1 辑) ,其中关于“掐”“一弄儿”“撒和”等十几个词语的解释,纠正了以往的误解,为此后的元曲注释者所采用。接着,霍先生完成了《西厢记简说》一书,由作家出版社1957 年7 月出版,印行32000 册; 1962 年,又由中华书局印行10000 册。此后,他又应出版社之约,修改出版了《西厢述评》(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年出版) ——这本书,自1957 年以后一直是高校中文系的教学参考书,在社会上也拥有广大读者。而后,霍先生还搜集校点了从元稹《莺莺传》到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等各种《西厢》和有关资料,编成《西厢汇编》一书,为《西厢》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此外,霍先生还主编了《元曲精华》( 巴蜀书社1998 年出版) 、《关汉卿作品赏析集》( 巴蜀书社1990 年出版) 、《中国古代戏曲名著鉴赏辞典》(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年出版) ,发表了《如何看待〈西厢记〉中的“才子佳人”》( 《文艺报》1981 年第1 期) 等元曲研究的力作。小说,是古代文学的重要内容。为配合教学的需要,从1954 年到1957 年,霍先生又接连发表了几篇关于《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研究的论文。这些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比较早地用新观念、新方法论述古典小说名著的论文,因而在当时便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被作家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分别收入各专题的论文集中。关于唐人小说,霍先生在1956 年5 月20 日的《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上发表了《略谈〈莺莺传〉》,认为《莺莺传》是具有典型性的文艺创作,不应视为单纯的元稹自传。通过形象分析并结合时代背景,他指出该作品表现的是“情”与“礼”的矛盾,暴露了封建礼教的反动本质,这一观点为此后的许多研究者所接受。至于早期的小说,一般认为,先秦两汉是我国小说发展的准备时期,六朝初具梗概,到了唐人传奇才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而霍先生发表的《论〈燕丹子〉成书时代及在我国小说发展史的地位》一文( 《文学遗产》1982 年第4 期) ,则在充分征引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指出,《燕丹子》并非后人假托的“伪书”,而是西汉以前的作品,其作者很可能是燕太子的门客; 他并进一步地论证,这部书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汲取民间传说进行艺术虚构,从特定的历史环境里和人与人的关系中描写人物,如此不仅写出了人物的言行,而且通过人物的不同言行表现了各有特点的精神面貌,体现出时代特征,这是一部艺术上接近成熟的小说,在我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应该得到公允的评价。此外,霍先生还应邀为岳麓书社的新版《儒林外史》( 1989 年出版) 撰写了长篇前言,主编了《中国古典小说六大名著鉴赏辞典》(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出版) ,该书初版印行57001 册,此后又再版、三版,很受读者欢迎。20 世纪60 年代,霍先生还讲授过“古代文论”课程。
  为了教学的需要,他重点研究了《滹南诗话》《瓯北诗话》《原诗》《说诗晬语》等几种重要的诗论专著,先后发表了《王若虚反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论〈滹南诗话〉》( 《〈文学遗产〉增刊》第七辑) 、《论赵翼的〈瓯北诗话〉》( 《〈文学遗产〉增刊》第九辑) 、《叶燮反复古主义的诗歌理论——论〈原诗〉》( 《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1960 年5 月5 日、12 日连载)等论文,此后又出版了《〈滹南诗话〉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出版) 、《〈瓯北诗话〉校点》(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年出版) 、《〈原诗〉〈说诗晬语〉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出版) ,这些书后来都不断重印。有论者认为: “我国学术界对《原诗》等的研究,是从霍松林先生的校注本问世之后开始起步的。” ( 《人民日报·海外版》1991年7 月18 日第6 版)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霍先生又撰写了一批古代文论方面的论文,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思想战线》1979 年第3 期) 、《提倡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是我国古代诗论的优良传统》(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一辑) 、《“诗述民志”——孔颖达诗歌理论初探》(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辑) 、《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一个现实主义的诗歌定义》(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四辑) 、《白居易诗歌理论的再认识》( 《河南社联》1988 年2 月号) ,对中国古典诗论的研究做了新的开拓。霍先生还受国家教委的委托,主编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文论名篇详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8 月初版,此后多次重印) 、《中国近代文论名篇详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年8 月初版,此后多次重印) ,此外还主编了《中国历代诗词曲论专著提要》(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 年10 月出版) ,为古代文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方便。而由霍先生主编,漆绪邦、梅运生、张连第三位先生撰著的150 万字的《中国诗论史》( 黄山书社2006 年12 月出版) ,则被称为“是一部系统全面、规模空前、超越目前所有诗论史著作的好书,是当前中国古代诗论研究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唐宋文学,尤其是唐诗,是霍先生最关注的研究领域。改革开放不久,他就在《光明日报》( 1982 年4 月22 日) 撰文《要加强对唐诗的研究》,而他自己,也在唐诗研究方面用力颇多。仅以杜甫和白居易的研究为例: 霍先生在20 世纪40 年代就发表了多篇关于杜甫的学术论文,此后亦时有论文发表,如《尺幅万里——杜诗艺术漫谈》( 《文学遗产增刊》第13 辑) 、《从杜甫的〈北征〉看“以文为诗”》( 《人文杂志》1979 年第1期) 、《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南京大学学报》1979 年第3 期) 、《含蓄一例——说杜甫〈曲江〉二首》( 《文艺理论研究》1982 年第1 期) 、《杜甫与偃师》( 《运城高专学报》1999 年第1 期) 、《杜甫卒年新说质疑》( 《文学遗产》2005 年第6 期) 、《纪行诸赋的启迪,五言古风的开拓——杜诗杂论之一》( 《文学遗产》2006 年第4 期) 。这期间,霍先生还组织成立了中国杜甫研究会,并先后任会长、名誉会长,主持筹办了几届杜甫学术讨论会,并主编会议论文集。在白居易研究方面,霍先生发表过《谈白居易的写作方法》( 《光明日报》1954 年1 月9 日) 、《论白居易的田园诗》(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2 年第3 期) 、《白居易诗歌理论的再认识》等多篇论文,出版了《白居易评传》( 载《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年出版) 、《白居易诗选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 年7 月第1 版,此后多次重印) 、《白居易诗译析》(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年初版,1982 年再版) 等专著。这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霍先生的白居易诗今译。20 世纪50 年代以前,《诗经》《楚辞》的今译已经有人做过,但唐诗的今译还很少有人问津。在这种背景下,霍先生除翻译杜甫的一些名篇以外,着意翻译了白居易的大量诗作,专家认为这些翻译“能保持原作的诗意,重视文词的藻饰,在古诗今译上作出了新的探索”( 陈祖美《白居易研究》,载1983 年《唐代文学研究年鉴》) 。此外,霍先生还编选了《绝妙唐诗》( 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年出版) 和《唐诗精选》(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 ,主编《唐诗探胜》(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 年出版) 、《全国唐诗讨论会论文集》(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出版) 、《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出版) ,主持筹办了全国首届唐诗研讨会,并参与组建了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由其主编的会刊《唐代文学研究年鉴》连出多卷。他还在日本明治大学等地做有关唐诗的讲演,同样深受欢迎。唐诗之外,霍先生在宋诗等诸多方面也有不少著述,而这些研究成果又大都与他的教学工作密切相关。这一点,后文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