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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回鹘诗歌对回鹘文佛经偈颂的诗化影响

  九世纪至十五世纪,众多的佛教文献都被翻译成了回鹘文,特别是唐末到北宋,这一时期是佛教在回鹘人中传播的全盛时期,出现了用回鹘文翻译佛教典籍的高潮。从目前发现的回鹘文文献也可以看出,汉地佛教对回鹘的影响最大,从汉文翻译而来的佛经也最多。在漫长的佛经翻译活动中,回鹘文佛经偈颂不断融入了回鹘诗学的元素,最终被诗化,赋予了诗的韵律和美感。
  一回鹘诗歌的特点在吐鲁番和敦煌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中,诗歌内容占了一定的比例,不但有摩尼教、佛教、景教诗歌,还有很多爱情诗、田园诗、格言诗、劝喻诗、挽歌等诗作,诗歌可以说是古代维吾尔文学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淤诗歌“绝对要有音节或韵律,因为音节和韵律是诗原始愉悦感官的芬芳气息,甚至比所谓富有想象力的富丽辞藻还重要”于。“诗歌中所谓的‘押韵’,就是用音色去表现音律的一种方法”盂。诗歌押韵按其位置来分,主要有三种押韵类型:押头韵(句首)、尾韵(句末)和句中韵(句中)。民族不同,其诗歌的押韵方式也会不同,各具有自己的特色。古代维吾尔诗歌是以在句首、句尾多次出现相同的字母、音丛、语素或词为押韵方式。淤古代维吾尔诗歌也特别重视诗歌的押韵问题,其押韵繁密、方式多样,主要押头韵和尾韵,有的既押头韵又押尾韵。下面以古代维吾尔四言诗为例研究其押韵特点,第一首节选于古代维吾尔《摩尼大赞美诗》;第二首节选于班格河拉赫马提刊布的《古代吐鲁番民歌》中的两段诗,题目为《格言诗》,后被耿世民收录并翻译成汉文;第三首是回鹘文《梁朝傅大士夹颂金刚经》四十五颂与四十六颂之间的两段小诗。
  二回鹘文佛经偈颂的诗性特色古印度在佛教创立之前就有用诗歌形式来歌颂、赞叹的传统,佛教创立之后继承了这一简便易行、易于口耳相传的韵文形式,散文形式是后来加入的。梵文佛典中偈的种类较多,最常用的有三种:一是由两句八音节组成的“sloka”,又称“通偈”;另一种是两句11-12 个音节组成的“tristubh”;还有一种不限音节数,是由两行八句组成的“佟ry佟”。佛经中的韵文形式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逐渐变得凝练、书面化,大概相当于汉语中的“颂”或“诗”,故我们称之为“佛偈”“颂”“偈颂”。后来在中原佛教的强大影响力下,佛教的势力又向西回流,伴随的是长期的佛经翻译活动。大量汉文佛经被翻译成回鹘文佛经,其中的“偈颂”“颂”被翻译为回鹘文“觢l觟k ”,而“觢l觟k”也是梵文佛典中的偈颂种类之一“sloka”(首卢迦)。这些“似诗非诗”的汉文“偈颂”传入回鹘社会以后,并没有局限于汉译佛偈的形式,而是在回鹘诗歌传统的巨大消融力下具有了回鹘传统诗歌的元素。三回鹘文佛经偈颂的诗化将梵文偈颂翻译成汉文偈颂,译者为了赋予汉文偈颂与其相应的神韵与风貌,就借用了诗歌的韵律,将其“诗化”,其结果就是造就了大量汉语偈颂“似诗非诗”的特点,既不像汉文古诗那样押韵,也不像梵文原偈那样富有音乐性和节奏感,其音韵、调谐之美大多丧失,只是形式上看起来严整。汉文古诗讲究的是格律和平仄,古印度佛偈讲究的是节奏和旋律,将二者结合起来,总是不雅,只是发展到后来,出现词曲时,偈颂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才变得雅观大方了。于所以,汉译佛偈与汉文古诗之间的差别比较大,以至于引起很多争议,有些研究者认为佛偈就是诗,有些研究者认为佛偈不是诗,还有一些人认为佛偈中的部分是诗,笔者分析了汉诗与汉译佛偈之间的异同。汉文佛偈“诗化”后引起的种种争议,说明汉译佛偈与诗歌之间的差别很大。由以上内容分析可知,虽然大部分回鹘文佛经都是从汉文翻译而来,但是古代维吾尔诗歌与回鹘文佛经偈颂之间的差别非常小,被翻译时没有受到汉译佛偈形式上的制约,回鹘文佛偈诗化的非常成功。
  (一)说理手法变得间接化。佛经偈颂以阐发佛理为主要内容,佛偈不管是说理、劝诫、叙事、赞颂还是励志的部分,都是为了宣说佛理;而诗重在抒发情感,宗旨是言志,是对人内心世界的阐发,是否阐发佛理也是诗与佛偈的界限之一。淤这些佛偈被译成回鹘文后,却不同程度的吸收了诗歌情感抒发之特点,兹举一例,下面是节选自汉译佛经《金光明最胜王经·舍身品》第二十六中的一段偈和与之对应的回鹘文偈颂及其直译。
  (二)格律上的诗化。回鹘诗歌的格律一般包括押韵、音节数和节奏感。古代维吾尔诗歌主要有三种押韵方式:头韵、尾韵和头尾韵。并且对头韵的要求比较严格,变化不大,非常严整,而尾韵形式多样,比较自由;回鹘文佛偈的押韵方式同样具有这三种形式,只是由于大多是译作,翻译时会受到佛经内容和形式上的制约,从而头韵变得不是很严整。有的四句都押头韵,有的其中三句押头韵,有的只有其中两句押头韵,甚至有的只押尾韵不押头韵,回鹘佛偈尾韵的变化形式与回鹘诗歌相同。总之,回鹘佛偈基本上每段都押韵,很少有既不押头韵又不押尾韵的佛偈。
  (三)音节上的诗化。回鹘传统诗歌的音节多是7-8 个音节,也有11 个以上的音节,只是数量较少,不够普遍。但是后来随着其他文化的传入,如景教、摩尼教、佛教等的传入,对回鹘诗歌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为:音节数目增多了,从几个到二十几个不等。例如汉译佛偈多为七言或五言,而回鹘文7-8 个音节的诗行一般只有2-3 个词,最多不超过4 个词,用2-3 个词去表达汉译佛偈较凝练的语句是很难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译者的处理方式就是使用回鹘文的两句韵文对应汉文的一句,每句偈颂3-4 个词,从而将其转化成了回鹘诗歌的形式。如此以来,汉文的四句就变成了回鹘文佛偈的八句,整体看起来也像汉译佛偈那样整齐划一了,这也体现了回鹘诗歌音节变化的趋势。
  (四)语言方面的诗化。佛教教理最初是口耳相传的,到公元前1 世纪的下半叶以后,才出现了文字记载的形式,所以梵文原偈口头性是很强的。佛典传入中土以后,不断受到“秦人好文”的影响,使得原本质朴的佛典渐渐变得“文雅”起来,其口头性特点不断减弱。当这些书面性较强的佛典传入到回鹘社会,为了适应本土文化,翻译家们充分发挥了本民族的口头说唱传统,将这些回鹘民间原有的诗歌说唱传统和佛教讲经、倡导等相融合,把晦涩难懂的、书面性很强的汉文佛偈变成了通俗易懂、口头性很强的回鹘诗歌的形式。这样,普通老百姓也很容易接受,一看就懂、一听便知,似乎很轻松的就能将这些教义消化在回鹘人的观念和生活中了,书面化的汉译佛偈在回鹘口头传统的消融力下又向自然、质朴的口头程式特征回归。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