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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18、19 世纪的法国农民与法国政治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民“保守性”的看法
  农民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它是构成社会基础和推动历史进程的重要部分。农民是拥有双重身份的一个阶级,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作为劳动者可能会跟无产阶级走,接受社会化的改造;而作为私有者又可能跟资产阶级走。也就是说,在政治取向上,农民由于双重身份,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可能性。至于这两种可能性何时占主导地位则要以农民中的阶层不同(大农更多一些私有者属性,小农更多一些劳动者属性)以及具体的利害关系背景有所变化。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担心当农民的私有者属性凸显的时候,其必然会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跟随后者而反对前者,从而阻碍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展,从而表现出“路易·波拿巴式的保守”。恩格斯说:“1848年二月革命的朦胧的社会主义激情很快就被法国农民的反动投票一扫而光……我们大家都知道,单是农民的这一勋业就索取了法国人民多少代价;法国人民至今还苦于这一勋业的后果。”
  而作为传统“小生产”的体现者,他们如果与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又可能意味着传统对现代化、“小生产”对“大生产”的抵制,从而表现出“万代式的保守”,因而无产阶级也不能接受。而欧洲最典型的农民国家沙皇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曾普遍认为:“专制制度的支柱应当(而且可以)不是贵族,也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农民民主派’。”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担心农民也有可能为了眼前的狭隘利益而采取“反动”行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共产党宣言》中断言农民有反现代化倾向,因而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所以他们对农民始终是持谨慎态度的,在当时他们更强调农民的保守性,相对来说忽略了农民的革命性。
  二、法国农民的双重政治人格
  政治人格,是构成个体的政治思想、政治情感和政治行为的特有的统合模式,此模式包含了一个个体区别于其他个体的政治特质。而农民的政治人格中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保守性的一面,是双重人格的混合体。法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种双重人格在法国农民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法国农民具有突出的革命性人格。在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农民便向三级会议提交了自己的请愿书,表达了农民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取消封建权力的愿望。当革命爆发后,农民更是在各地组织了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这种强大的农民运动动摇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巩固了巴黎人民在7月14日取得的革命胜利,从而为大资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政权创造了条件。当革命面临着国内王党的叛乱,国外面临着欧洲列强的干预的危险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农民投身军队、奋战沙场,保卫了革命的成果。拿破仑帝国建立之后,通过了著名的《民法典》,把农民获得的土地以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极大地鼓舞了法国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他们踊跃参加拿破仑的军队,抵抗外国干涉军,在战争中,英勇善战,保证了法国军队打败外国干涉军。可见,没有法国农民的积极参与就没有法国革命的胜利。大部分法国农民在法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充当了革命性的角色。
  但另一方面“作为革命力量的较为现代化的农民形象,与作为极端保守的农民形象是同时并存的”。因为“农民通常被看作是极端保守的传统势力,他们抗拒变革、效忠教会和王权、敌视城市、一心只惦念家庭和村落、对那些专门为改变农民的命运而来到农村的现代化使者表示怀疑,有时甚至怀有敌意。在所有现代化中地区,这些现代化的使者被多疑和迷信的农民所谋杀的报道时有所闻”。
  19世纪的法国农民更习惯于做臣民,他们只希望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给他们以保护。所以当头上带有拿破仑光环的路易·波拿巴许诺给他们以秩序和繁荣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把选票投给了路易·波拿巴,用手中三分之二以上的选票扼杀了无数进步人士奋斗多年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民,而是愚蠢地拘守着一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的农村居民。”
  三、农民对法国政治的影响
  巴林顿·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提出,民主政治的生成条件有五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在政治转变过程中,“农民问题得到解决,对于民主来说是一个好兆头”。据摩尔分析,英国较早、并较成功地完成了政治转变,是因为“圈地运动”把农民问题从英国政治中排除掉了。法国由于没有避开这个问题,所以法国的民主政治不稳定。确实,“在法国,他们(农民) 的作用十分重要”,对法国民主化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农民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的社会群体,就其阶级本性和特质而言,具有明显的反资本主义倾向。虽然农民能够作为一支卓有影响的革命角色步入政治舞台,给封建制度以摧枯拉朽似的打击,但是农民阶级本身并没有在革命中得到改造。正因为如此,在革命的政治力量摧毁土地贵族的势力之后,坚持小生产方式的小农阶级就极力维护其小私有者的地位,抗拒现代化。尽管如此,现代化依然不可抗拒地来到了。现代化的革命变革,打破了农村中土地贵族与农民阶级之间的均衡之后,没有新的社会链条把农民阶级联系起来,彼此没有关系各自独立的小农生产和缺少自觉意识的小农阶层,恰恰是万能的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威立足的社会条件和基础。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大革命以后的几十年里,法国资产阶级一直在为建立共和制的现代民主而斗争,但斗争的结果总是与斗争者的意愿相反的专制帝国的根本原因所在。
  法国农民不仅对19世纪的法国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现代法国的政治发展尤其是对其政治体制的型塑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法国的政治体制兼具英国的议会内阁制和美国的总统制这两种模式的特点,既非严格的总统制,又不是完全的议会内阁制,而是处于中间形态,即半总统制。根源于小农经济的集权政治传统为本质上体现为行政集权的半总统制提供了难以偏离的“路径依赖”。
  法国半总统制这一政治体制要贯彻两个几乎对立的原则,一是设立强有力的国家元首,把权力分开来,国家元首在各方面都是一个仲裁者;二要建立议会制,并使它正常运转。1958年宪法一方面给予总统强有力的权力,他是国家元首,在法国政治生活和国家机关中居主导地位,是国家权力的中心,不仅享有传统的总统权力,还享有单独采取的非常权力,主要是解散议会;把法案直接交给公民投票表决;在紧急状态下行使非常权力。同时,宪法规定总统由庞大的选举团间接选举产生(1962年改为总统由公民普遍、直接选举产生),他不对议会负责,他有权选择总理,任命总理和政府其他成员,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的政治体制具有总统制的特点。另一方面宪法极力削弱议会的权力,对立法权及议会的其他权力作了种种限制,使它不能随时进行倒阁。虽然如此,宪法仍然保持内阁对议会负责这个议会制的基本原则,即当议会对政府的施政纲领不支持或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时,政府必须辞职,否则总统解散议会,重新大选。因此,法国总统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要受到议会的牵制。
  总体上看来,法国总统的权力凌驾于其他各政府机构之上,其行为不仅无需承担政治和法律责任,而且除了犯叛国罪由议会控告之外,宪法再也没有规定任何弹劾总统的条款。因此,“法国半总统制的实质是行政集权,而非议会集权,总统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于议会和党派政治之上。总统的国家权力中心的超然地位,虽然与法国历史上的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特点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集权政治的外在表现形式显然如出一辙”。而这种政治体制的形成与法国的小农生产方式是分不开的。
  小农生产方式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人们必须依附于他们所属的共同体(如家庭)才能占有土地并进行生产。它有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而社会分工却缺乏。“各个小公社彼此独立地勉强度日,而在公社内部,单个人则同自己的家庭在一起,独立地在分配给他的一份地上从事劳动。”由于小农经济社会分工不发达,所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始终只能局限在狭小的家庭范围内,无法扩展到社会范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正是这种简单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人们局限于血缘、亲情、宗教、伦理、等级所限定的各种身份之中,并在各自特定身份下循规蹈矩,安于现状。当他们的利益需要表达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并不是靠自身去努力争取,用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是寄希望于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一个类似于万能上帝的“拿破仑大帝”。“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法国独特的政治体制的形成与法国源于小农经济的政治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