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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相对位置、相对收入与征税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统治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数百年的时间。在斯密看来,通过个体竞争,当每个人都追逐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时,也能同时达到最符合集体利益的结果。然而,罗伯特· H·弗兰克通过《达尔文经济学——自由、竞争和公共利益如何兼得?》一书详尽阐明了所谓“看不见的手”也不是一直都成立的。当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冲突时,放任自由竞争会造成完全可以预见的伤害。达尔文很早就发现,当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重合时,“看不见的手”良好地运行着。然而,当二者产生冲突时,人们只会关心个体利益而做出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
  弗兰克举了很多自然界中的例子。例如,雄性麋鹿拥有超大的鹿角。从一方面来说,鹿角越大,越有可能击败其他雄性麋鹿从而赢得更多的配偶。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大的鹿角也更影响在丛林中的移动能力,从而降低在遇到天敌时成功逃脱的可能性。不难发现,从每一只雄鹿的角度出发,鹿角的绝对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相对大小,也就是要拥有比别的雄性麋鹿更“大”的鹿角。换言之,如果麋鹿们能聚在一起开会投票,提议让所有的雄性麋鹿把自己的鹿角都缩短一半,那么没有哪一只“理性的”雄性麋鹿不会同意的。因为这不会改变他们能够拥有配偶的数量(取决于鹿角的相对大小),同时还能提高在丛林中移动的灵活性。然而,这一切并不会发生,因为麋鹿们并没有把大伙儿聚集起来一起思考自己种群未来发展的能力。
  但是,人类可以。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 问题出在“ 相对位置” 上。也就是说,这里绝对大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相对大小。经济学家们把它叫做“ 位置性的外部性”(positionalexternality)。
  正如弗兰克在书中所述,所谓“位置性的外部性”,其产生的根源来自于形形色色的消费品,例如跑车、豪宅等。因此,理想的征税方式应该是根据各种商品所带来的不同的外部性来制定相应的税率。事实上, 很多学者已经在测量不同商品所带来的不同程度“位置的外部性”。这可以给政府提供可靠的税率制定根据,因为商品的本身并不产生“负外部性”,产生“负外部性”的是商品所带来的能够暗示商品拥有者所处的社会地位的部分。
  然而,弗兰克也承认这样的成本太高,同时定会有无数生产此类商品的公司试图干预挑战政府的决定。因此,将各项消费整体捏合起来征收消费税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可以尝试在现有所得税的基础上减去个人储蓄的部分,对剩下的用于消费支出的收入增收额外的用以“纠正”此“负外部性”的税款。与此同时,近40 年来逐渐流行起来的“相对收入假说”给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更简单的思路。这一假说是由Duesenberry(1949)提出的,然而,直到40 年前的“Easterlin 悖论”才为人们所熟知。在“相对收入假说”里,“收入”不再只有绝对价值,同样地,“相对收入”的重要性会更加重要。一种合理的解释即人们不光关心绝对收入,更关心相对收入,即自己的收入水平在社会阶层中的位置。虽然几十年里自己的收入可能翻了几番,但社会整体经济水平都有了很大提升;换言之,自己所在社会中的地位可能并没有明显变化。因此,如果一个人的“相对收入”水平保持稳定,那么他的幸福感就不会有太大提升。用本书的理论来解释,只要这个人与社会有关联,那么他的收入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量的“负外部性”:自己每多获得1分钱都会影响周围人的幸福感,使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可避免的下跌。诚然,收入与“麋鹿的角”并不完全相同:收入本身也能给个人带来巨大的物质满足。但“相对收入”的份量绝不能忽视。
  以一个普通人为例。他的一天只有24 个小时。传统经济学理论会指出,他会在工作和闲暇之间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权衡:每多工作一小时就会减少一小时的闲暇时间,但同时也会多获得一份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理论上,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均衡分配点”。在这个点上时,额外增加的工作时间所带来的额外可分配收入无法抵消为此必须放弃的闲暇时间。然而,长久以来,我们忽视了“相对收入”的力量,而相信背后促使人们做出工作还是闲暇决定的只是绝对收入带来的价值。在他决定多工作而获得额外的100 元时,他心里所想的不光是这额外的100 元可支配收入能带来的额外消费品,同时还有自己在社会收入阶梯上由于这额外的100 元所产生的更高排位。
  如果说他能够得偿所愿:获得额外100 元的可支配收入和自己预料的更高的社会地位,那么,一切还是如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那样完美运作的。可是,问题就出在后者:社会地位是相对的,一个人更努力地工作来赚取额外100 元的同时并不能阻止其他人类似的行为。事实上,由于害怕其他人的这种额外努力工作的发生,每个人都会不可避免地偏离当初的“最优均衡点”而额外努力地工作,并享受更少的闲暇时间。就像雄性麋鹿的角一样:每个人都想额外地赚取更多的钱从而赢得更高的社会地位,然而,他们都无法控制其他人所采取的一模一样的行为,导致最后并没有人获益(严格来说,社会产出会增加。然而如前文所述,一味放弃闲暇时间来换取的额外收入并不能仅由带来的绝对收入增加所弥补;预期的相对收入的增加并不会发生)。
  在这里,工作(或者说工作所带来的那部分“相对收入”价值)和污染、吸烟等事物一样,俨然成为了书中弗兰克所述应该征税的对象。税收对行为具有抑制的作用,既然收入像污染和吸烟一样产生了一定的负外部性,那么对收入征税也显得理所当然了。
  现代的最优所得税模型由Mirrless创建。其核心思想是公平和效率的平衡,也就是在“更大的蛋糕”和“更均匀的分配方式”之间做出取舍。如果对富人采用高税率,那么会抑制他们的生产力,从而造成效率上的更大损失。然而,如果对穷人采用更高税率,那么会加剧社会贫富差距,而产生社会动荡等一系列后果。令人欣喜的是,在把“相对收入”的概念引入最优所得税模型后,研究人员发现,对富人采用高税率有时候不仅可以减少贫富差距,还能提高效率:因为富人的高收入带来的负外部性也可能更大,同时富人相对于穷人来说可能更在乎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从而愿意为这种高排位支付高价格。也就是说,引入“相对收入”的概念后,可以兼顾效率和平等。富人由于自身所拥有的庞大社会资源而具有很多穷人不具备的避税手段。在没有考虑“相对收入”效应之前,对富人多征税还存在着降低效率的隐患。但如果“相对收入”效应真的显著存在,那么对富人多征税可能就与对吸烟征税类似了。改革开放30 多年来,我国国民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想象,弗兰克所讨论的“位置性的外部性”在改革开放前恐怕少有发生,而如今,这种“相对收入”效用已逐渐凸显出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已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市场的生力军。面对国人日渐上涨的奢侈品需求和奢侈品本身所产生的巨大“位置性的外部性”,本书所讨论的用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观点来分析经济行为的思维方式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