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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资本主体批判奈格里主体理论的路径与反思

  一、资本主体与工人主体之争的缘起
  曾经广泛流行的观点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是黑格尔逻辑学的政治经济学运用。比如,列宁曾认为黑格尔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主要来源,并警告说,读不懂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会懂得马克思的《资本论》; 葛兰西也曾将马克思的哲学称之为“黑格尔加大卫·李嘉图”; 恩格斯则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认为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的体系,保留了他的辩证方法。但是,他们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上并未能理解或深入认识到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差异。而当代资本逻辑学派虽然同样借助黑格尔的逻辑学来解读《资本论》,但却对《资本论》中的抽象劳动、货币、所有权等与商品形式有关的问题展开了新的研究和探讨。该学派诸学者的诠释路径和方法虽然大异其趣,但都强调资本主义统治的内在抽象性,试图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结构,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体论基础。他们共同的主张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主要贡献和原创性在于他将资本视为一种自主的力量并拥有自我生命力,从而将人类主体的行动和意志全部吸附进去,拥有对任何事物无差别的本体属性,并在任何事物之外自我运动着。因此,资本不仅是马克思的研究主题( subject) ,同时还是现代社会的主体( Subject) ,马克思的根本洞见是: “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
  资本逻辑学派的主张并非没有文本依据,比如,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应该“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问题本身“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詹姆逊在《重读〈资本论〉》中也断言: “无论如何,《资本论》第一卷极少鼓励人们去寻求一种更完美的政治体系,更不用说在书中找到这种政治体系的理论化踪迹了: 确实,它甚至没有勾勒出任何未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图景。”虽有“剥夺剥夺者”的号召和决裂的态度,却并无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方案和策略。所以,从这些意义上来说,《资本论》第一卷既非政治理论著作,也非政治学著作,而是一部经济学和哲学著作。詹姆逊认为: “《资本论》( 第一卷) 没有政治结论。但当我们讨论的是一本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被广泛视为工人阶级《圣经》的书,而书的作者又曾写过一本西方政治理论的经典奠基之作( 《共产党宣言》) 时,这就成了需要解释的悖论。”
  这种悖论性的存在,使得另一批学者批评新黑格尔主义的解读方法过于关注宏观的社会结构和控制性力量,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抽象统治”的政治批判思想关注不够,未能对资本宰制下的主体性反抗力量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所犯的错误类似于黑格尔及古典政治经济学: 只停留于抽象,不能深入到具体。马克思曾经说: “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一位银行巨子,杰出的经济学家; 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黑格尔之所以陷入幻觉,在于他单方面把“实在”理解为思维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结果,“这种叙述方式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从而忽视了抵抗与斗争的政治维度,也忽视了社会结构辩证法的革命性维度。资本所代表的平等不过是商品的平等,资本的首要人权不过是平等地剥削劳动力,资本主义“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与资本逻辑学派认为《资本论》的思想主要来自黑格尔的《逻辑学》,因此需要充分借助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辩证法对现代社会的“深层结构”进行整体研究不同,当代激进政治哲学继承了阿尔都塞完全否认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传承关系的主张。比如,奈格里( Antonio Negri) 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前康德的斯宾诺莎; 霍洛威( John Holloway) 则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阿多诺对黑格尔进行批判的《否定的辩证法》是一致的,即辩证法只能被理解为否定的辩证法。但是,如何来重新定义一种革命性的政治立场呢?
  比较正统的做法是从资本主体通过颠倒彻底回到劳动阶级主体,将《资本论》视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认为马克思在资本的流通环节将资本刻画为自我运动的实体、拥有自身过程的主体等等,从而将资本视为无人身的社会统治。但是,这样的看法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相冲突的。将资本视为自动的无人身的统治只有在工人阶级绝对沉默的条件下才是正确的,但实际上,劳动阶级创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比如,汉泽尔( Igor Hanzel)认为将资本视为自我增殖的主体是错误的,此观点不过是由于只关注交换和流通才会产生出来的幻象。其实,资本自身并不生产剩余价值,因此也不是自我增殖的主体,资本只有依靠在生产中剥削和吮吸活劳动才能实现增殖。马克思并不把资本视为主体,他强调的是,仅仅描述流通环节中的现象并不能把握资本的全部内容,而一旦进入到生产领域,马上就会遇到工人阶级及其劳动这一对抗性因素。
  穆里( Patrick Murray) 同样反对将资本视为黑格尔的主体,在他看来,马克思综合了黑格尔的概念逻辑和本质逻辑,概念逻辑主要用来解释表现为自我增殖的主体的资本,而本质逻辑则揭示了资本并非真正的自我增殖,将资本的利息视为自我增殖是一种拜物教的幻象。资本表面的自我增殖主体只是对黑格尔概念逻辑的粗陋模仿,因为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在于对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穆里认为,马克思只是利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推翻李嘉图的利润理论和个体主义的价值理论,并奠定了利润只能是剩余价值这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因此,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体系辩证法框架,但却做了根本性的修正,从根本上说,马克思运用的是被黑格尔拒绝的本质逻辑。穆里还通过马克思的文本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比如马克思说,资本只有“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资本的形成和增殖绝不是由于商品的交换和流通,而是在于商品的生产,即工人的劳动,“劳动转化为资本……只有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才得到实现”。穆里认为,马克思对资本只有通过占有他人的劳动才能使自身的价值增殖、劳动才是使资本发酵的酵母的论证的突破口是对劳动与劳动力进行区分。他还认为,虽然货币是价值的必要表现形式,利润是剩余价值的必要形式,但利润的本质仍然是无酬劳动。
  这样的理论立场在今天同样有广泛的影响力,比如,2013 年《历史唯物主义》杂志年会的主题是“世界工人阶级的形成”,其宗旨是希望我们铭记汤普森( E. P.Thompson) 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的教诲: 工人阶级不只是被资本所构成,而且也在日常的行动和政治动荡中形成自身。特隆蒂( Tronti Mario) 在1964 年也明确指出,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在于先讨论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次才讨论工人的付出。其实应该把这个过程颠倒过来,只有理解了工人阶级的劳动,才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资本主义形态的每一次变化和发展,都是对劳动者抵抗的回应。表面上是资本控制着社会,实际上资本永远只是被动而非主动的力量,劳动大众才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力量和动力性来源,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不是资本的功能,而是劳动者的功劳。资本就是靠阶级剥削得以存活的。工人阶级在持续的斗争中不断创造着价值,工人阶级是社会和历史的基质、价值的创造者。
  二、对抗性政治的双主体
  就像阿尔都塞批评唯物主义对黑格尔的简单颠倒一样,《卢森堡全集》总编胡迪斯( Peter Hudis) 指出,当代激进政治哲学也反对从资本主体到工人阶级主体的简单颠倒,认为不仅不能将资本视为主体,亦不能将劳动和资本视为边界清晰、相互外在的实体,资本是在回应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中才得以成长的,工人与资本之间的对抗是资本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构成部分。与传统的工人阶级革命政治的主体观不同,当代激进政治哲学并不否认资本的自我规定和自主特性,但更强调资本必然持续遭到限制、阻碍和对抗。与资本逻辑学派将资本视为抹去一切障碍的自我规定和自我扩张的主体不同,也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将工人阶级视为天然的革命力量相异,以奈格里为代表的激进哲学认为,资本在扩大价值和对价值生产的抵抗中从来就是内在地不稳定的,并具有对抗性,即资本不是单一的主体,而是关系性的存在。有着同样思路的霍洛威主张: “阶级关系并非寄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其就是资本主义关系的构成本身。”
  奈格里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事业首先是政治的事业,并将作为《资本论》手稿之一的《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理解为政治哲学或政治学著作,甚至是马克思革命思想的巅峰之作,因为马克思在其中完美地“将对资本客体的分析与对阶级主体行为的分析结合起来”,从而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盲目客观主义相对立。而《资本论》则大量存在着经济学的还原和客观主义倾向,将主体性和对抗性消解到经济范畴之中,将无产阶级的反抗和破坏再组织并纳入资本的权力之中。《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则是一部开放性的著作,范畴尚未变得平滑封闭,想象力也没有阻滞堵塞,处处展现的是对抗和不平稳的裂缝与可能性。在奈格里看来: “利润和工资将继续存在,但它们的存在仅仅是权力关系调节后的结果……假如劳动力市场变得完全政治化运作的话。”但是,这种政治并非传统的革命政治,而是一种对抗政治。奈格里认为,马克思研究的目标不是无人身的资本逻辑,也不是彻底的解放政治,他关注的永远是资本矛盾性的再生产,以及否定性的毁灭之路,而不是肯定性的再生产之路。奈格里直言,马克思所关注的永远是对抗的实际性与确定性。
  在奈格里看来,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货币获得一般等价物的前提是活劳动已然被空洞的抽象全然吸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关系似乎消解了所有内在的矛盾,而马克思的目标则是试图揭露被货币所遮盖这一吸纳过程。看似“同领主和陪臣相互间的亲身服务毫无关系的单纯货币关系”并不是毫无矛盾和斗争的和谐关系,仅从流通的视角将资本视为完全自动的主体,是“不了解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流通关系之间的内部联系”。“一种货币形式可能消除另一种货币形式无法克服的缺点; 但是,只要它们仍然是货币形式,只要货币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那么,任何货币形式都不可能消除货币关系固有的矛盾,而只能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代表这些矛盾。任何雇佣劳动的形式,即使一种形式能够消除另一种形式的缺点,也不能消除雇佣劳动本身的缺点。一种杠杆可能比另一种杠杆更好地克服静止的物质的阻力。但是,每种杠杆都是以阻力始终存在这一点为依据的。”我们可以看到,被奈格里批评的《资本论》同样充分描绘了一种“对抗”的政治学。一方面,只要劳动者“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资本的吸血本性就决不罢休; 另一方面,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会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只是资本并不会因为工人团结起来斗争而轻易毁灭,在詹姆逊看来,“从一种辩证的而非逻辑互斥的方式来说,这两种策略( 指改良和革命) 既不同,又别无二致”瑐瑦。也就是说,革命并不能完全终结对抗,改良也是一种革命。因此,激进哲学的政治已然不是传统的革命政治,而是朗西埃所说的纷争“政治”,政治( politics) 是对治安秩序( police) 的不谐和扰动,是异见性的。“政治不是治理共同体的艺术,它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纷争性的形式,对于集合与领导人类群体所依据的那些规则来说,它是个例外。”
  在奈格里等人看来,将货币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和本质特征的,不是马克思,而是恩格斯。在恩格斯看来: “货币是市民阶级的巨大的政治平衡器。凡是在货币关系排挤了人身关系、货币贡赋排挤了实物贡赋的地方,封建关系就让位于资产阶级关系。”瑐瑨对马克思而言,货币只是不同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奈格里认为,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揭开货币拜物教的秘密,从而将被货币形式遮蔽起来的社会劳动关系呈现出来,货币等价性的背后恰恰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之间的对抗性,抽象劳动永远要依靠活劳动。因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范畴内部存在着内在的张力。奈格里甚至认为,工人阶级的斗争使得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的空间受到挤压,从而挽救了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减少了危机爆发的频率,延长了危机的周期。阶级斗争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洞见。
  《资本论》第三卷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矛盾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资本有机构成带来的矛盾性,即技术和节约性劳动设备的投入使用也会使得利润率下降,不过奈格里批评这种看法忘记了工人斗争的作用,或者说“消灭了作为基础性和严格变量的工人斗争”。在奈格里看来,即使资本主义对工人的统治从形式吸纳过渡到实质和全面吸纳阶段,仍然不会消除工人的能动性,反过来,工人的联系和团结会更加紧密。资本集中的结果是更强大的劳动团结。“资本统治的客观过程,也逐渐揭示了工人阶级的新的主观层面。并且,质的飞跃在于工人阶级的联合开始变得自足”和日益大众化,从而变成与宪定权( constituted power) 不同的制宪权( constituentpower) 。在奈格里看来: “一旦我们拒绝资本逻辑学派的客观主义诠释———其无限声称资本掌控着所有的发展———,一旦我们拒绝这种说法,我们似乎需要避免的就是把资本简单地归于对象化的主体之路。”瑑瑢也就是说,并非把资本逻辑学派的主张简单地进行颠倒就可以解决问题,它并非是作为主体的资本的单一对立面,而是双面的和内在对抗的。因此,除非伴随着劳动的扩张,否则资本单一的扩张便不可能。这种双主体呈现出这样一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斗争的图景: “既然资本家的吸纳不能消除它的同一性,而是仅仅统治它的活动,那么另一个主体工人就必然出现……假如资本在一面是主体的话,工人在另一面也必然同样是主体。”
  三、奇异的生命共同体
  在《帝国》、《诸众》和《共同体》等文本中,奈格里和哈特一起,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把抵抗和斗争的主体从工人阶级扩大为“诸众”( Multitude) 。这是因为资本日益国际化、全球化、非物质生产化,因此“诸众”是“从帝国中成长起来的鲜活的替代物”,是帝国内部自身锻造出来的能真正抗争帝国的革命性力量,即它是全球经济转型的对应性结果: “一方面,产业工人阶级在全球经济中不再充当领导权角色……另一方面,今天的生产不能仅仅被视为经济生产,更应被视为社会生产———不仅生产物质产品,而且生产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相互关系和生命形式。因此,诸众潜在地是由社会生产的所有不同人物构成的。像互联网那样……各个节点彼此不同,却都相互联结……包容开放,因此新的节点和新的关系总可以添加进来。”
  哈特和奈格里在《共同体》一书中认为,当前首要的前提和基础是经济生产日益一体化和协作化: “在经济生产中,共同体已取得新的中心地位,它既是生产的基础,也是生产的结果。”其次还要重视这样一个事实: “就其潜能来说,劳动力总是溢出其与资本的关系。”也就是说,劳动者有能力比雇佣劳动时做得更多,生产得更多,具有更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生产能力也不只是表现在工作场合。他们并不是死板地学习教条的知识,适应固定的工作要求,而是“具有情感和智力的天赋、创造新的合作和组织网络的能力、沟通交往技能”的生命政治共同体,甚至形成各种全面新型的跨地区、跨职业、跨国界关系,这些关系“溢出工作领域,充满整个生命”。因此,生命政治共同体并不只生产会被资本占有的经济价值,而是在此之外,通过出走( exodus) 的形式溢出与资本结成的关系,穿越资本社会关系的豁口,构建新的非资本与劳动关系的生命共同体。出走并不必然意味着与资本彻底断绝关系的逃亡,而是通过开创新的生命政治空间来改造原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组织模式。
  因此,“诸众是一个网络,一个所有差异可以在其中得到自由而平等地表达的开放的和扩张性的网络,一个提供遭遇的方式从而使得我们可以共同工作和生活的网络”。这是一个内涵比“人民”更包容开放、比群众更团结的力量,是一种在保留内部差异的同时又设法交流和共同行动的社会多样性。从外延上来说,“诸众”是将工人( 产业) 阶级之外的农民、服务业员工、穷人、家庭主妇等包容进来形成的更广泛的力量。从组织形式来看,它是扁平开放的、采取网络状的动态方式,不存在某个固定的核心群体,没有权威性的固化官僚机构。于是,奈格里和哈特提出了在国家暴力机器之外的法的概念、不以机构的组织形式为范式的团体、无代表的民主、无身份的抵抗、无主权的治理、无超越性的主权等等概念。奇异的生命政治共同体就是对“不可能性”进行构想的空间,而非从属于资本增殖原则的实证化的具体组织形式。
  新型生命政治共同体首先要反抗的是“遍布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政府”所实施的政策,即“将共同的东西私有化,将文化产品———比如信息、思想———甚至动植物物种变成私人财产”的做法,从而形成对西方资本主义财产共和国的反叛,坚持非生产性产品即“空气、水、土地上的果实以及所有自然赐予物……作为整体的人类遗产应该被共同享用”。但是,共享并非公有,即并非彻底回归国有和计划经济,而是强调一种私有与去私有的对抗状态,一种反霍布斯主义的大众自我治理。奈格里和哈特像具有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波斯顿( Moishe Postone) 一样,认为国有是另一种形式的私有。
  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 “在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下……资本不应该仅仅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更应该理解为开放的社会关系。最初,资本在其内部集聚劳动力,并对劳动进行控制,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它能够构建可变资本( 即雇佣劳动力) 和不变资本的有机构成。但在今天,资本的有机构成出现了日益加剧的断裂,资本逐渐解体,其中可变资本( 尤其是生命政治劳动力) 与不变资本日益分离,当然还有与后者相伴随的统治和管控的政治力量。生命政治劳动趋向于生成其自己的社会协作形式,并自主地生产价值。事实上,生命政治生产的社会组织越具自主性,它的生产力就越高。”但是,这仍然是一种斗争和对抗的胶着状态,而不是资本的崩溃和完结,不变资本的魔爪仍在。因为:“如前所述,危机并不意味着崩溃,资本的矛盾无论多么严重,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其终结,或者出现不同于资本主义统治的新秩序。”
  除了物质性和空间性的特征外,生命政治共同体最重要的特征是生命情感的共鸣,它是不存在公私之间明确界线的生命体验,注重对人的权利的尊重以及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怀,从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将“财产权”置于中心的冷冰冰的做法。哈特和奈格里坚称: “假如我们的词汇、短语的大部分或者我们言语的部分东西受制于私人所有权和公共权威,那么语言将丧失表达、创造和交流的力量。”通过对抗资本的利润逻辑,劳动者在生产商品价值的同时,也在生产着生命政治,它不是实体性的,也不是固定性的,因而能创造出生生不息的生命共同体空间。就像财产共同体是私有与去私有的对抗拉锯一样,生命情感共同体也是冷漠与热情、自私与奉献的持续对抗。因此,生命政治共同体的设想并非廉价的乐观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而是饱满的战斗精神,并非寻找精神之世外桃源的逃避主义,而是担当与勇气,是一种富人世界的“穷人的生产力”,是一种冷漠隔阂的荒漠中弥漫大地的“爱”,它们对抗现行的统治势力,阻止人性的彻底堕落,为保护共同的世界而持续战斗。
  生命政治共同体的力量来自自然,来自生命,但却并非某种实体化的具体所指,而是具有关系性、交往性、场域性、感染性和互异性特征的场域。它反对传统辩证法消解对抗的正—反—合逻辑,是一种持续“合”又消解“合”的时刻。因此,这种生命共同体最核心的特征是奇异性( singularities)。它要求消解所有固定的身份符号,如种族的、阶级的、性别的、族裔的、宗教的和区域的传统共同体,摆脱一切已有的规制,进入纯粹存在的境地,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完全不同的原则来重新建构。生命政治领域关乎的是“新的主体性的生产,这既是反抗,也是去主体化” ( 即拒绝和出走) ,以发掘生产另类主体性的潜能。或者如福柯所说: “在权力关系的中心并且时刻挑战权力的,是意志的不服从和自由的不妥协。”瑒瑥这一带有虚空和流动特征的共同体及其生命情感,与一味坚持对抗和分离的墨菲( Chantal Mouffe) 等人形成了巨大的差异。不过有意思的是,奈格里与价值形式学派分享着对资本主义的相似定义,即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在于价值形式,价值规律的摧毁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标志。这样,主体就彻底摆脱了资本的控制,获得了彻底的自由。但是,其实现的可能性并不来自规划,而是来自工人纯粹的自发斗争,未来的社会内在于当下的斗争之中。胡迪斯因此批评奈格里和资本逻辑学派一样,无法向社会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社会提供更多有建设性的东西。
  四、结语: 批评与反思
  奈格里和哈特的思想理路不只遭到了胡迪斯的批评,也遭到了其他传统左翼学者的批评,卡利尼科斯( Alex Callinicos) 认为奈格里的思想转换反映了两种紧密联系的过程: 革命的无望与传统工人阶级日益丧失政治行动的能力。他在《解码资本: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命运》一书中指出,原本“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一种微妙的平衡,既非将价值还原为具体化的劳动,也没有将其溶解进交换之中”,但奈格里却在《马克思超越马克思》中将资本关系还原为了主体间( 社会劳动与社会资本)的力量关系,在《帝国》中用空间的位移来代替社会政治的转换,这是一种对马克思的远离。当代激进政治对资本的抵抗可以说是外在于资本关系的,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呈现的是革命主体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关联。
  大卫·哈维也对奈格里和哈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他虽然承认奈格里和哈特关于另类主体性生产的概念很重要,弥补了价值形式学派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不足,但同时也指出,他们试图从非资本逻辑的身份政治入手来对抗资本逻辑是极为危险的,因为身份政治可能因此成为目的而非手段,结果可能达到了释放( emancipation)的目标,即“你有成为你所是的自由”,但却阻碍了解放( liberation) 的事业。这里的问题在于,没有人能轻易达到彻底奇异性的状态,即完全摆脱一切,进入纯粹存在的境地。因为,很多身份是客观存在的,主观的逃离只是幻想。奇异性的革命也可能会导致纯粹的暴力,或者黑格尔所说的抽象的否定性,而非建设性的内在批判。因为,任何建设性和物质性的共同体形式都可能被奈格里和哈特视为腐化的存在,即: “恶是共同体的腐化,从而成为阻碍共同体的生产和生产力的障碍。……共同体在家庭、企业和国家中的腐化都被制度化了。恶既是腐化也是障碍,这种双重位置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最初的标准。”在他们看来: “生命政治生产的终极核心并非像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商品生产那样的对象生产,而是生产主体性本身。”
  此外,就身份政治本身而言,在资本主义体系中,阶级身份无疑比其他身份形式更为根本: “我义。”此外,扁平化的组织或许可以动摇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却无力承担满足全球65 亿人衣食住行需求的重任,资本目前还有极为进步的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人类贫困问题的解读还要继续依靠资本的力量。哈维由此提出了类似胡迪斯的批评: 《共同体》中的很多抽象看起来很好,但却没有具体的建议和措施。
  最后,针对奈格里和哈特对《资本论》的批评,哈维认为奈格里和传统马克思主义一样分享了对《资本论》的误读,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就将价值定义为非物质的客观社会关系,既然是社会关系,其力量和意义就不可能直接计量,而只能通过其客观效果得到评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非常关注社会关系得以再生产的条件和可能,尤其关注以资本家为一方、以工人为另一方的阶级关系的再生产,而不只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物质和技术进步。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非只关注商品的生产,同样也关注政治主体的生产。哈维还批评奈格里等人的非物质劳动毫无新意,因为马克思反复强调了商品形式的象征性和符号性,从而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社会关系,特别是马克思对价值形式“非物质但却客观”的研究,使其洞察到了通过货币形式的生产会引起物化、拜物教和异化,甚至当代虚拟经济带来的金融泡沫和剥削。遗憾的是,奈格里和哈特却严重忽视了马克思的这一洞见。总之,在革命无望的时代,奈格里从后政治、后革命和对抗性的视角出发,坚持对主体性、不可能的可能性和未来性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他对奇异性共同体的论述也比传统的先验反思主体更有新意。不过,他对商品形式的统治力、强大性和客观性及其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研究和思考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