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咨询在线客服

经济

您现在的位置: > 论文欣赏 > 经济 >

浅析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争论及其理论遗产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争论” , 是20 世纪经济思想史中最著名的争论之一。但直到今天, 对这场争论所涉及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 包括如何理解个人理性和制度设计的局限性、价格的性质、市场制度的动态特征等, 我们还没有获得充分的理解。笔者相信, 对这场争论的反思, 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和市场经济的运行。更重要的是, 这场争论所提出的某些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
  一、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争论与实践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争论”始于米塞斯1920年的著名论文。米塞斯认为, 一旦废除了私有制和市场, 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可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因为它缺乏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形成的“货币价格”这一最基本的计算尺度。一批经济学家相继加入到对这一论点的讨论之中。支持米塞斯观点的主要有哈耶克、罗宾斯。而反对者却有两类。一类后来被称为“新古典市场社会主义” ,主要人物有M .泰勒、A .勒纳、H .D .迪金森、兰格,以一般均衡理论的思路来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认为, 中央计划机关可以通过“试错法”寻找到“正确的均衡价格” , 从而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被通称为“泰勒-勒纳-兰格模式”)。另一类反对者是以多布为主要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坚决反对把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之中, 认为, 计划经济, 正是通过理性的社会计划来创造出一种秩序, 取代市场的“ 无政府状态” , 才显示出其优越性的。哈耶克通过发展米塞斯的观点, 对上述两种反对论点做出反击。他认为, 这两类观点都是以“社会计划者”拥有“完美的知识”的假设为基础的, 而这种假设是完全错误的, 根本没有考虑到知识的分散化, 也没有考虑到个人的有关“特定时空知识”所具有的“默会”性质;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问题也不像兰格等人所想的那样是如何确定和计算出“正确的均衡价格”的问题, 更何况市场价格的本质在于发现、传递和储存信息, 而中央计划机关根本就没有这种功能。
  虽然有多布们的参与, 但这一轮争论主要是在“米塞斯们”与“兰格们”之间进行的, 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没有市场价格, 社会主义经济能否进行理性的核算, 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到上世纪40 年代末,争论似乎伴随着伯格森(1948)和萨谬尔森(1948)教科书的经典总结而结束, 学术界普遍认定, 兰格模式代表了胜利的一方。其实不然。正当西方经济学界的公开争论趋于平静之时, 在上世纪50 ~ 80 年代, 伴随着前苏联和东欧对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努力, 争论以“计划经济和市场之间关系”的形式再次出现。不同的是, 这次争论的主角是主张引入市场关系来完善计划经济的“兰格们”与主张“正统的”计划经济制度的“多布们”之间爆发的。争论的核心问题是:由哪一种方式(“计划”或“市场”)形成的价格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如果说在第一轮的争论中“多布们”只是配角的话, 这一次他们成为了主角。“多布们”的基本思想没有脱离斯大林模式, 但已经有了更先进的理论形态———最优计划模型。进入上世纪90 年代以后, 随着前苏东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 “兰格们”和“多布们”的争论自然终止。但是, 即便是原来倡导“市场社会主义” 的兰格们, 在重新反思第一轮争论之时, 也几乎一致地肯定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 其中以科奈尔最为典型。与此同时, 由于米塞斯和哈耶克原来直接批评的对象———“苏联模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奥地利学派就把原来的争论转化为新奥地利经济学与作为兰格模式理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辩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究竟是哪一种经济学能更好地解释市场价格和自由市场制度的效率? 如果把这种反思和争论视为第三轮的话, 争论远远没有结束。
  要说清楚这场争论对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影响是比较困难的。事实上,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几乎没有关注这场争论的早期发展, 至少可以说没有引起重视。但后来这场争论的主角之一———兰格, 领导着波兰经济委员会, 直接把这场争论的某些思想带到了对波兰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设计的思考之中。
  兰格曾经公正地评论说, “社会主义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感激米塞斯, 这位批评他们的事业的`魔鬼辩护者' , 正是他有力的挑战, 迫使社会主义者认识到,恰当的经济核算体系对于引导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
  的确, 正是米塞斯等人在理论上的挑战, 加上实践中的困难, 使社会主义者或同情者对“社会主义经济意味商品、货币和竞争的消亡”的经典立场产生了动摇。上世纪后半期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经济改革, 使大多数人认识到, 任何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都必须利用市场来配置资源。
  虽然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意味着商品、货币和竞争的消亡”的正统观念, 米塞斯命题能显示出其强大的力量, 但是, 对于各种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 这种命题的力量是较为软弱的。事实上, 哈耶克和米塞斯从来也不重视“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变化。正如甘布尔所评论的, “如果哈耶克和米塞斯能够承认市场经济的组织方式多种多样、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经济同样可以以经济学家们所理解的方式与资源的合理分配兼容, 他们的立场也早就能够得以澄清了。但是,`从不妥协' 正是哈耶克和米塞斯的特点, 因为他们拒绝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在论证中所用的新古典主义式的分析结构”。
  在此, 我们有必要事先说明总结这场争论的理论遗产的基本立场。米塞斯、哈耶克等人所批判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对象一直是“苏联模式” 。对于在公有制或中央计划基础上引入市场制度, 他们也一直认为是不可行的。中国的实践已经否定了社会主义与市场制度不相容的观点, 虽然中国的实情与兰格模式相距甚远。但是, 这不等于说他们的观点完全没有意义。因为, 在实践中, 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他们所提出的某些问题的分量。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要从坚持这一制度的人们之中获得力量, 也应从对它的批判者那里获取智慧。批判者的声音可以使我们保持警惕, 反省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正视这类问题, 更有利于我们自身的健康发展!
  二、市场、所有制与效率
  马克思从未认真思考过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建立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市场体系的可能性。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一直是把私有制和市场结合在一起的。在他看来, 这种制度所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使生产和使用相脱节的经济体系, 一个在其中生产目标(即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只是间接地与消费的目标(即提高消费者的福利)相联系的体系, 必定不如一个在其中生产和消费并没有如此“分离”的体系有效率。特别地, 作为一种没有用总体合理计划来协调社会经济活动的制度体系, 市场是“一种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 。这种状态将不可避免地反复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和严重的社会经济不稳定。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争论”最直接的结果是迫使社会主义者和同情者思考:资源配置的效率能否独立于市场制度的存在和所有制形式的问题。兰格模式及其追随者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与市场制度相容的论点。这是所有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基本立场。虽然这种论点相对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解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但并没有完全解释如何相容的问题。
  米塞斯、哈耶克及其追随者一直不承认兰格模式论证的有效性。哈耶克坚持认为, 试图把社会主义与竞争性市场融合起来的结果, “不过是件赝品而已” 。为什么会是“赝品”呢? 因为, 在新奥地利经济学家看来, 即使是社会主义经济引入市场, 甚至于放弃计划经济的某些特征, 但只要坚持公有制, 仍然无法实现充分的效率。他们坚持认为, 私有权、市场和竞争是彼此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 由此才可能产生出资源有效配置的结果。
  为了使哈耶克等人的诘难更为清晰,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兰格模式论证存在的理论难题。
  (一)第一类问题是:资源配置的效率可以相对独立于所有制形式吗?
  米塞斯认为, 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并不能根除资源的稀缺性和理性计算问题, 而借助于市场价格是进行合理的价值计算的唯一途径;以生产资料国有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由于没有真正的自由市场, 不可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他的基本逻辑是:如果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 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场;没有市场, 就不存在反映个人边际效用评估意见的市场价格, 也就没有作为理性的经济核算的最重要基础———表现为货币价格的核算尺度,从而也就不可能实现经济效率。以他的原话来说,“没有自由市场, 就不可能有定价机制;没有定价机制, 就不可能进行经济核算”。后来, 他更明确地指出, “市场及其在价格形成过程中的相关功能不可能脱离财产私有制, 也不可能脱离资本家、地主和企业家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财产的自由”。
  为什么没有市场价格, 社会主义就不能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呢? 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 任何事物都不具有内在的价值;只有当它对于人们具有主观上的使用价值时, 其客观的使用价值才会具有经济意义———效用。不仅如此。众多的个人偏好是不同的, 在市场中, 这种主观的偏好是通过他们愿意支付的货币价格表现出来的。经济个体互不相同的价值评估为所交换的商品制定出一组价格, 这组价格随即就成为经济核算的基础。以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复杂的现代经济正是以这种理性的核算为基础才得以有序地演进的。但是,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将会强制性地取消相关的市场, 从而, 使得理性的经济核算基础不复存在。
  米塞斯曾经以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假设我们要建一栋房子, 这可以有许多种方法, 不同的方法表现为所使用的各种建筑材料和其他投入不同, 从而成本各异。相对于未来建筑物的效用来说, 每一种方法都各有其优劣, 从而会导致房子的寿命各不相同。如果用自由市场的方式来提供这栋建筑, 那么, 建筑企业就会根据需求者愿意接受的价格(这种价格表明消费者对这栋房子的价值的评价), 再根据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 进行成本-收益核算, 选择一种有效的建筑方式。如果由社会主义“ 局长” 来提供, 那么, 由于不存在各种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 没有货币这样一种计算单位, 他无法将各种要素简化为一个统一的价值单位进行成本计算, 根本就不可能对各种方法的优劣进行经济比较。于是, 这个局长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 最终的决定只能是按照政府官员的爱好。
  事实上, 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且不说“新经济政策”时代, 即使是“ 斯大林模式”的全盛时期,苏联经济也容许市场和货币关系的有限存在, 但在思想意识形态上, 却始终把这种“存在” 视为一种暂时的过渡形态。但是, 在米塞斯等人看来, 这种受限制的市场和货币关系, 仍然无法确定人们对于某种特定商品的具体需求, 所有的生产决定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兰格模式坦率地承认, 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理性经济核算需要市场与价格的参与, 市场是社会主义实现经济效率的必要组成部分, 但争辩说, 公有制形式与市场制度是相容的, 资源配置的效率可以独立于所有制形式。这种模式的核心论点是,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市场交换的终结, 市场交换的存在也不排除计划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实现。
  奥斯卡· 兰格(Lange :1936 ~ 1937)在综合Fred M .泰勒H .D .迪金森观点的基础上, 提出著名的“试错解” , 以此回答米塞斯—哈耶克的责难。兰格也运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 但着眼点不同于迪金森。按照他的模式, 社会主义经济将按下述方式运行: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职业, 消费者也可以自由选购商品, 即存在劳动市场和消费品市场;但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 生产资料将由国营企业生产, 并处于中央计划的控制之下;中央计划局给国营企业确定出一组价格, 并促使它们在这种价格约束条件下使成本最小化。那么, 中央计划局如何确定价格呢?兰格的设想是, 它最初确定的各种价格也许是武断的, 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企业会把在这组价格下哪些产品过剩或短缺的信息传递给中央计划局。根据这些信息, 计划局就可以像瓦尔拉斯的“拍卖者” 那样, 提高短缺品的价格, 降低过剩品的价格。就这样, 像真实市场经济那样, 作为“试错过程”结果的价格, 最终会引导社会主义经济走向均衡, 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概言之, 如果政府当局(或者说“中央计划委员会”)能够建立起指导经济的市场过程的一整套相对价格, 所有制形式就不会影响资源的合理配置。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通过竞争过程来获得价格, 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却可以通过中央计划部门求解一般均衡方程组, 从而获得一组“影子价格” 。不仅如此。兰格更进一步认为, “在某种社会主义经济中, 试错程序会或至少会比在一种竞争性经济中发挥更出色得多的作用。因为, 对于整个经济体运行得如何的认识, 中央计划局要比任何一位企业家拥有更为广泛得多的知识;因而, 比之于一个竞争性市场实际上进行的试探过程, 中央计划局能够以更短得多的试验过程, 就达成正确的均衡价格” 。
  新奥地利经济学家认为, 兰格模式的论证仍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合理配置资源的难题, 因为, 第一、这种论证混淆了两种价格概念———相对价格和一般价格的不同性质。相对价格, 即两种商品在市场上的交换比率, 最多也只能说明市场的均衡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对于资源配置来说, 最重要的是以货币价格形式表现出来的一般价格, 即“为一种选择所付出的代价” 。在哈耶克看来, 相对价格“不过是宽泛意义上的价格, 即`我们为一种选择所付出的代价' 的特例而已。只有一般意义上的价格对于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才是不可或缺的”。
  也就是说, 经济决策需要价格作为成本-收益核算的基础, 但这种基础是一般价格而不是一般均衡模型所确定的相对价格。真正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这种价格, 只能产生于个人在市场交换中的互动过程, 并不是能够人为计算出来的。这里涉及的根本就不是我们如何计算所谓“正确的价格”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 兰格等人对米塞斯的批评就变成无的放矢。由于兰格的论证遵循的是一般均衡理论, 这种论证也就染上了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的所有弊端(详细的解释见下述“三”部分)。
  第二、中央计划制度是一种最终由某个人或几个人控制的秩序, 协助这个人的, 则是一些收集和整理资料的组织, 它们把源于具体时间、地点的信息传递到这一决策中心。按照哈耶克等人的看法, 这种制度安排, 存在两个问题:(1)收集和整理资料的组织能够以这种方式直接传递给决策中心的, 只是那些可以明确表述的信息和知识, 但是, 还有大量的分散化个人知识表现为“ 默会知识”(即只可心领神会而无法言传的大量实用知识)的形态, 是无法以这种方式传递给决策中心者的。(2)虽然这种制度能够接触到分散的个人知识的某些层面, 但这种秩序结构中并没有一种灵活的机制来提高其信息分类能力或反馈能力。
  相比之下, 市场制度却包含着一种灵巧的机制———“价格体系” 。哈耶克等人把这种“价格体系”视为一种演化出来的“ 沟通交流的媒介” , 它能够使人们克服他们对于将决定其行动之成败的绝大部分事实(即整个社会的具体条件、环境)的无知, 也使所有个人和群体的行为能够整合成为某种连贯的秩序。价格体系何以能做到这一点呢? 因为, 在竞争过程中形成的价格体系会记录下人们参与市场活动而留下的那些零星的私人知识, 并通过对这样的参与所生成的价格重新整合而创造出新的知识(详细的解释见下述“三” 部分的论证)。而兰格模式中由中央计划局制定的价格根本不具备这种功能。
  此外, 兰格—勒纳模式本身还所存在一些其他缺陷。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实践经验表明,(1)仅有消费品的市场化而同时没有生产资料的真实市场,会给资源的有效配置带来一系列的混乱。(2)若要实行市场经济制度,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市场经济制度, 私有产权的存在, 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基础。这与现代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高度一致的。
  现在, 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社会主义要有生命力, 就必须把市场、预算硬约束和某种程度的私有制结合起来。虽然说这些观念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实践的思考, 但也证明米塞斯提出的问题是具有说服力的。问题是, 是否由此就可以像新奥地利经济学家那样推论:市场经济必需建立在纯粹的私有制基础上? 在这种经济中, 难道就没有公有制存在的空间吗? 经济学家对这类问题的回答一般是否定的。也就是说, 不管经济中私有制占多大的比重, 其中必然都会有一部分公有制性质的公共部门。有些经济学家还力图提供公有制企业也有效率的某些经验证据, 虽然他们也认可私有制与效率相容的论点。对我们来说, 一个更大的困惑是:按照科斯的思想, 只要产权界定清晰, 不管什么形式的产权结构, 都能实现经济效率;那么, 为什么公有制企业或部门就不能界定出清晰的产权结构呢? 难道真的就如同哈耶克所断言的, 社会主义与市场的结合, 必然是“一个赝品” ?
  (二)第二类问题是:公有制经济能否很好地解决激励相容的问题?
  在米塞斯和哈耶克看来, 所有制形式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市场的建立问题, 更重要的是, 它还与激励问题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泰勒-兰格模式遵循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思路, 在形式上证明资源配置的效率可以独立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但是, 这并没有解决激励相容的问题。这里涉及到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动力基础。
  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对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一个重要批判是:任何依赖于竞争的而不是直接合作的动机的体系, 包括市场体系, 都不可能是社会合作的最有效率的或最人道的形式。至少可以说, 如果一个社会必须把狭隘的、相互冲突的个人利益作为基本的动机, 那么, 它就是有缺陷的、不发达的社会。社会主义者曾经对动力问题做出非常乐观的假设:一旦实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人们将能够具有利他主义的直接合作的动机, 不再把他自己的或亲友的利益与更广泛的社会利益对立起来, 从而会改变自私的行为方式。事实证明, 这类假设是有问题的。在哈耶克看来, 对公有制来说, 问题在于决策和责任是否可以完全放心地交到既非生产资料的所有者, 也与他们管理的财产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那些人手里? 按照奥地利经济学家的观点, 在没有私有制背景的情形中, 不可能形成市场型经营行为的信息基础和动力基础, 因为, 只有私有制才能对人们做出含有风险的各种创新决策提供必要的激励(预期收益)和必要的约束(财务责任)。在他们看来, 兰格等人虽然注意到这些问题, 但他们的解决方法被证明是不可取的。
  兰格模式和各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都放弃了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大公无私”的动力假设, 但又认为, 激励问题只是一个“管理问题” , 可以通过机制设计来给予解决。兰格强调,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型公司的所有权与管理权是分离的, 这就会带来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如果股东不能够对经理人实施有效的激励, 后者就会有偷懒的动机。这与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并没有本质差别。因此, 兰格把这一问题视为是一个“社会学问题” , 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要面对的“官僚主义” 。Schumpeter(1942)也通过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的情形而否定了哈耶克等人的上述论点的因果关系。
  但是, 这种辩解并没有解决公有制企业的动力问题, 米塞斯和哈耶克提出的问题仍然存在。这并不完全是一个管理问题。第一、我们不能假设公有制企业的经理人员是大公无私的利他主义者。大量的观察表明, 公有制企业存在“委托人—代理人问题” 。这一问题也存在于私有制企业之中, 但在公有制经济部门中, 这一问题更为严重。第二、国家所有制并不等于公有制。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和有关政府官员不可能像“真正的企业家” 那样行事, 因为他们面临的预算约束和激励完全不同于真正市场上的企业家。科尔纳的软约束理论非常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
  因而, 在第二轮争论(特别是进入80 年代之后)和第三轮的反思中, 市场社会主义者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一问题, 试图设计出新的公有制形式, 以解决“激励相容”的问题(张宇:1999)。但是, 这类设计几乎都带有乌托邦的性质, 不可行。
  (三)第三类问题:社会主义经济能够充分实现其价值观吗?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 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观至少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个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公平。那么, 社会主义在走向这种未来社会的过程中对这种价值追求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呢?
  以兰格为主的一批经济学家之所以批评自由市场经济, 是因为他们认为, 这种体制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公平的收入分配和合理的投资, 希望找到某种中央计划方法, 但能够复制出自由市场具有的那种潜在效率却又无上述缺陷。他们坚信, 可以设计出一种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克服米塞斯所指出的那些障碍, 实现与自由市场一样的效率;同时又能够实现社会公平。泰勒-勒纳-兰格模式最富有魅力之处是:力图证明在公有制基础上保证效率, 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平的同时实现。
  这种观点必然会使围绕社会主义核算的争论,从单纯经济效率的问题提升到终极价值和伦理的层面。但是, 把争论直接拓展到这一方面的真正人物却是哈耶克, 并提出了另一个争论极大的核心命题,即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与自由是不相容的。
  哈耶克认为, 在一个政府控制经济的社会中,“ 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变成了政治问题”, 因而, 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能够避免对经济活动进行广泛的指挥这样的问题,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它不仅关乎经济效率, 也关系到在这样的制度下, 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还能保留多少这样的重大问题。哈耶克坚信, 如果要让政府从事全面的计划来控制经济的运行, 就必须让它掌握越来越多的控制权;由此出现的危险是, 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导致对政治过程本身的控制, 最终将会使各种自由和民主形式都不复存在。在他看来,要同时实现效率和个人自由, 至关重要的是私有财产、法治和竞争性市场的存在;而且, 只有在这种经济社会中, 个人自由和民主制度才能找到其活动的恰当空间。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类型的社会主义在这些方面的批评是强有力的。实现个人的充分自由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但是, 社会主义者历来都没有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莫里斯· 多布(1933)甚至认为, 只要计划经济体制能实现更高的效率, 那么即使牺牲消费者的选择自由, 其代价也是值得的。其实, 他的这种言论, 到上世纪60 年代, 就已经没有什么说服力了, 因为计划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形已经非常明显了, 既没有给人们带来物质方面的利益, 也没有实现公平的分配, 更没有保障个人的基本自由。
  虽然兰格模式允许消费者和劳动者的自由选择, 但这种自由即使在理论上也是非常有限的。诚如奥地利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 市场制度本身最起码包含着基本的经济自由。对普通人来说, 这种自由是最重要的和基础性的自由。普通人每天所做的正是运用自己的财产进行生产、消费、交易这类世俗的平凡经济活动。他们的日常生活很少牵涉到政治活动。正是经济自由赋予他们以个人自由的生机。中国的改革实践过程也充分证明, 引入市场制度之后的社会主义可以恢复和拓展个人的自由程度。现代经济学家也普遍承认这样一种观点, 即竞争性市场的存在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础。
  但是, 在这方面, 奥地利经济学家走得太远了。政府权力的过度集中会损害个人自由, 这是正确的。但奥地利学派没有充分认识到, 经由自由市场而形成的私人权力的垄断, 也同样会对个人自由造成严重的损害。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走得更远的, 是对福利制度方面的批评。这将使我们触及奥地利学派尚未解决的另一些疑难问题。这类难题就是它对体现社会正义的“社会和解”的否定。
  哈耶克自称为古典自由主义者, 反对将正义与福利联系起来的现代自由主义。他认为, 正义与不正义只能归因于人类主体在适用于每个人的公平规则之下进行的有意识的行动。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源于个人行动的收入分配, 不是任何人的有意谋划,而是市场过程的无意识的产物, 因此, 也就没有人能够对市场分配的结果负道德责任。对这种结果, 不适用于“正义与不正义” 的评判。再说, 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 中央计划者根本无法“知道” 什么是合适的收入分配, 而且, 也没有什么道德价值等级能够证明这种人为改变市场结果的行为是合理的。这就是哈耶克的基本观点。在他看来, 福利是一种慈善之事而不是正义之事。市场之中的那些不幸者并没有获得额外福利的一种权利和资格, 因为他们的贫困并不是任何人精心行动的结果。
  这种只坚持程序正义、反对社会正义的观点属于一种极端的类型。现代自由主义者一般力图勾通程序正义与社会正义, 以体现现代社会文明的精神。这种精神总是包含着“ 肯定性的” 自由:不仅仅是保护个人的自由空间, 而且还要创造条件使个人能够充分地享有这一空间来发展自身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