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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文化政治学视域下的地方文化产业政策变迁

  2014 年 3 月国务院颁布了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 2014—2020 年) 》 ( 以下简称 《规划》) ,这意味着我国正式迈出了新型城镇化战略发展目标的重要一步。因此,如何合理结合文化产业,尤其是地方性文化产业发展,助推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已然成为文化产业研究的重要议题。

  由于大陆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并不长,因此许多发展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存在着 “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不平衡,区域布局和资源配置不平衡,文化资源的丰富性与文化产业的内容匮乏性不平衡,文化产业人才匮乏”等现实问题,尤其在 “地方文化产业”发展方面,还存在着如何动员地方力量、建立地方行政配合机制、调动全民参与的积极性等困境。

  一、作为政治策略的一种“文化”角色

  国民党退守台湾初期,为了建立民众对于新兴政权的意识形态认同,国民政府尝试以“中华文化复兴”为核心理念,在本土范围内强制推行符合“中华意识”的文艺活动,并在此过程中压制与此理念相对立的地方文化,如地方方言、民间技艺、宗教活动、乡土文学等等,企图消融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

  在此现实背景下,国民党当局为了巩固自身的合法性,同时出于缓解因过度忽视城乡发展失衡所造成的民间对抗力量,从20世纪80年代始,台湾方面开始重视地方建设,并尝试将“文化”作为解决当下社会问题的切入点。正如美国学者沙伦·祖金(Sharon Zukin)所言:“文化在都市资本生产与地方认同感的结合下,具备积极的经济作用,使得文化活动和文化产业成为都市复兴(urban re-vitalization)的重要策略。”文化与社会发展的这种关系不仅适应于都市,对于地方性环境而言亦如此。由此“文化”开始作为一个政策议题进入研究视野。

  二、“地方文化产业”:经济效能与身份认同建构

  地方文化产业的核心在于“地方”,即强调由地方历史记忆、文化特质、空间结构、人口属性等“内发性”资源所衍生而出的产业模式,具有强烈的地方依存性(Local dependency)与地域源生性等。地方文化产业以“地方意象,“特色”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的筹码,可大致分为:历史文化资产、乡土文化特产、民俗文化活动、地方自然休闲景观、地方创新文化活动、地方文化设施等。

  三、台湾经验: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的演变逻辑

  “一般认为,某一政策的形成与实施是政府基于特定时空情境中的策略性产物。政策制定者在利用现存正式制度、社会心理、文化习惯等社会资源以应对新生挑战的同时,也在试图改变或再生产社会结构。”

  (一)“文建会”的成立与文化建设的转向

  如上文所述,从20世纪60年代起,为了巩固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地位,同时缓解因过度忽视城乡发展失衡所造成的民间对抗力量,国民党当局尝试将“文化”作为解决当下社会问题的切入点。1977年‘文化发展”首次作为政策条目在“十二项建设”计划中被单独提出,内容为:“建立每一县市文化中心,包括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厅”。在随后的3年时间里,台湾“政府”陆续颁布实施了《综合发展计划》《加强文化及娱乐活动文案》《推行文艺教育活动实施文案》《修订社会教育法》等政策条例推动台湾文化建设。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标志着台湾当局开始将建设的重心从交通、农业、重工业等方面的发展渐渐转向本土文化建设。

  (二)“社造”运动与地方文化的全面发掘

  20世纪90年代前,台湾“文建会”的文化政策仍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理念,但初步呈现出对各县市地方文化特色保存的重视。这种趋势在1993年申学庸担任“文建会主委”后开始日趋明显。申学庸第一次在“行政院长”往会巡视时提出了未来几年台湾文化建设的几个重点方向,其中针对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包括:‘飞.文艺季的转型,以‘亲、土亲、文化亲’为主题,由各县市文化中心主办,组合成全国性的活动系列:2.地方文化自治化的推动,以文化中心为主体,扮演地方性的‘文建会’角色,统合地方文化行政体系,负责策划、协调和融合地方文化资源:3.建立文化行政工作者的地位,培养文化行政人员的能力与经验,做为推动地方文化工作的主力”。

  (三)全民动员与行政配合机制的建立

  21世纪初台湾加入世贸组织,这意味着台湾将迎来信息符码的加速流动与传统产业发展竞争的升级。对于台湾地方文化产业发展来说可能是新一轮的文化殖民化与同质化威胁。为了有效面对新的社会问题“文建会”在总结过去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经验与教训后,于2002年及时出台了《挑战2008“国家”发展计划》,其中最后一项即为《新故乡社区营造》,内容包括:原住民新部落运动、文化资源创新活用、乡村社区振兴运动、内发型地方产业活化、健康社区福社营造、新客家运动。随后分别于2003年、2005年出台相应的补充政策《社区营造条例草案》《台湾健康社区六星计划》。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地方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变迁脉络概括为三个重要转向:

  第一,从“政府”主导转向地方“自治化”。从20世纪90年代初“十二项计划”伊始,台湾开始改善传统式由政府决策、缺乏民众参与的政策制定模式,逐步下放文化规划与政策制定权,主动吸纳地方相关文化部门与民间力量加入到地方文化产业建设中。

  第二,从“各自为政”转向建立行政配合机制。一个完善的文化产业制度体系需依赖多个部门的互助协调机制,如地方政府部门、经济产业推动机构、地方文化教育与研究部门、媒体传播机构、地方社群力量等等,各部门从不同的角度与立场驱动产业的发展,形成“整合作用大于个别之和”的合作效应,否则很可能导致地方资源的浪费以及政策执行的困难。

  第三,从硬件设施建设转向全民动员。20世纪90年代以前台湾地方文化产业政策主要以推动地方文化硬件设施为主,旨在为地方文化展演提供平台。1994年在推动“社区总体营造”运动过程中,“文建会”开始意识到创意人才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这体现在政策中对创意人才群体的重视与培养。

  总之,台湾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不仅注重经济效益,还同时注重“地方性”在民间所发挥的整合社会、凝聚民心的特殊作用。通过政策的不断完善,地方文化产业从最初的政治策略变为全民共享的产业,获得了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实现了宏观政策与民间力量的高度融合,避免了为实行政策而发展产业的尴尬局面,这为台湾文化产业的长足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