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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的传统诉讼观念

  一、我国传统诉讼观的比较
  (一)“厌讼”的起源与影响
  自古以来,中国的百姓对待“法律”和“诉讼”就有些抵触,甚至在农村。大部分纠纷都难以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于是,很多学者就将其归结为一种“厌讼”的诉讼观念。春秋时期,孔子在《论语·颜渊》中提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句话明显表达了孔子希望争讼者能够减少争讼,从而达到“闾来不讼于巷,老幼不松于庭”的和谐恬静的理想境界。随着儒家思想的传播,“无讼”理想的传播,“厌讼”心理逐渐成为中国广大民众的思维定势。“厌讼”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的法律心理反应,自古以来是普遍存在的,它不仅是一种官方压制的结果,亦是对官方司法腐败的侧面表现。它制约了我国的传统法律消费观念。
  其形成不仅建立在儒家伦理道德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上,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及宗族家庭制度亦成为“厌讼”形成的根本原因。而该种心理最直接的形成原因则是封建司法的黑暗。“厌讼”思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制度、社会机制的障碍,而且法官、律师人数不足,造成了诉讼延迟、群众难以形成诉讼想法等。“厌讼”思想对人们的现实生活和法制进程有着较大的影响。就像很多人认为对簿公堂是件很不光彩的事;很多人奉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宁可实行“私了”,委曲求全,也不想诉诸法律。同时,当当事人的诉讼预期收益变小或者诉讼成本增加的时候,这种经济负担就成为了当代民众“厌讼”心理产生的最直接经济来源。无论是非经济成本还是经济成本,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人们产生“厌讼”的心理。
  二、中西传统诉讼观的区别与联系
  由于中西方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思维方式等方面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虽然其两种诉讼文化存在一些共同之处,但其从整体上讲两者无论在性质,还是特征上都差异极大的文化。而这些差异在我国的法制化进程中产生了强烈的碰撞,为各种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起着牵引和导向的作用,从而影响着司法实践。
  (一)价值取向的不同
  中国传统诉讼观的价值取向主要是追求“无讼”的理想社会状态,如《周易》中所提到的:“讼不可妄兴”、“讼,终凶” 。我国古代社会的风气就是认为“争讼”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应该越少越好,甚至消失。所以百姓们养成了“厌讼”、“息讼”的思维,当遇到民事诉讼时,人们会依据宗族之风或当地的风俗习惯而首先选择调解。西方诉讼文化的价值取向则在于运用相关的法律来达到实现正义的目的。就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的“相应于城邦政体的好坏,法律也有好坏,或者是合乎正义或者是不合乎正义。”人们逐渐形成“法治国”的理念,在面对各种纠纷时,都会想到通过诉讼来为自己讨个“说法”。
  (二)诉讼实施程序的不同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对实体法与程序法并没有明确的区分,由于人们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使得家族内部裁决、调解私了成为了传统社会解决诉讼的主要特点。而且历代官吏在进行案件的审批时亦不重视程序的规范性,使得“非程序化”成为了我国传统诉讼文化的特色。西方社会中,由于大多数人愿意采用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所以从侧面推动了诉讼文化的发展,导致西方社会对诉讼程序的重视。而随着时代的更替,诉讼的程序日益完善、规范,使西方诉讼文化呈现“程序化”的特色。
  三、传统诉讼观对我国现代法律制度的影响
  社会的和谐稳定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理想,更是全国各族人民一直以来所追求的目标。我国的传统诉讼观念是继承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产物,也是对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平息争端、解决纠纷的指导。我国的传统诉讼观反映了我国所特有的国情,相对于借鉴来的西方诉讼经验应该是更符合我国特色的。我国的传统诉讼观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讲求“和为贵”的理念。这种理念不仅影响平民百姓,更有助于法官的和谐意识、大局意识的养成,使法官在审判案件的时候,不仅注重案件的结果、当事人的利益,还要思考判决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这就使法官养成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解决纠纷的习惯。我国传统诉讼观的伦理性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特别是在涉及家庭、亲族的诉讼案件中,我国传统诉讼观更加重视人际关系的维持。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的大环境下,权益的最终保障并不比社会关系网络值钱,因此,采用合适的调解方式平息纠纷来维持和谐的社会关系网更深得人心。比如我国农村仍然是一个极其讲究“人情味”的地方,如果采取诉讼的方式来争取个人权益可能就会破坏一定的社会关系、人际交往,抑或产生更多无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