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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私人与社会的诉讼成本分歧问题

  一、私人与社会的诉讼成本分歧的产生
  在原告是风险中性的情况下,诉讼的收益大于诉讼成本时,原告会选择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原告会考虑的诉讼成本,包括律师及相关费用、诉讼费、信息收集费用、时间等;原告会考虑的诉讼所得,主要是损害赔偿额,也包括可能带来的声誉上的收益,而且最终的诉讼受益等于原告的胜诉率乘以赔偿额。对于社会来说,诉讼成本包括直接成本、犯错成本、管理成本、伦理成本和机会成本等;社会收益则体现在损害发生率的降低,也可以说是通过诉讼形成的预防侵权行为的威慑力。当原告的起诉收益远远小于社会收益或者原告的不起诉导致巨大社会效益流失时,私人诉讼成本与社会诉讼成本就产生了分歧。在第一种情况下,原告因为起诉收益大于起诉成本而选择诉讼,但社会的诉讼成本远远大于收益时,显然起诉决定不是社会最优决策。比如轰动一时的“一块二”官司,很多人认为索赔一块二而“兴师动众”的起诉到法院造成了社会成本的增加,而且此类案件中的原告的不能认定其为理性的经济人。
  另一情况下,由于原告的私人收益不能弥补诉讼成本或者原告基于声誉等因素影响而选择不起诉,无法给侵权行为造成威慑力,也无法达到减少损害发生率的目的,造成社会收益的巨大损失,。也许“一块二”官司的标的额很小,赔偿额很小,但极有可能是有重大影响力的案件。对此类案件的不起诉可能会增加损害发生率,这确实体现了侵权人“以恶小而为之”的心理了。以上两种都是社会实践中最常见的私人与社会的诉讼成本分歧,而且原告选择诉讼或非诉讼,即使造成了社会成本浪费或社会收益减少,都是不违反法律的。
  二、分歧缘由:
  (一)个人的有限理性。行为经济学中对个人的有限理性分析远比严格的传统经济学符合实际。不管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中,作为有限理性人的原告,计算诉讼成本时是不考虑社会司法制度的运行成本和被告成本的,即原告不以追求社会最优决策而做出选择。当私人诉讼成本与社会诉讼成本的具体内容不同时,很难要求两者的计量结果达到一致。“一块二”官司中,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条件下,原告往往抱有”争口气”的主观心理而不是对诉讼成本进行理性计算来判断是否提起诉讼。另一方面,原告也不考虑社会收益,即诉讼对给社会带来的可信的威慑力。
  (二)诉讼目的的多元性。民事诉讼的经济目标为:最小化诉讼的管理成本(为了分配事故损害而产生的成本)和犯错成本(由于法院的错误判决造成的损失)之和。 从历史上看,民事诉讼的目的理论在大陆法系国家经历了“保护私权说”、“维护秩序说”、“纠纷解决说”和“程序保障说”几个阶段。 纵观民事诉讼目的理论的发展,多元化的目的构架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民事诉讼的目的既包括解决纠纷也包括保护民事权益,既包括保证程序正当也包括最小化诉讼成本。不难看出,实际应用中,各种民事诉讼目的优先适用的选择上可能存在分歧,不同法系、不同国家、不同法域,甚至不同法院、不同法官,都可能具不同价值取向,都可能导致民事诉讼目的在法律适用中的指导方向不同。虽然民事诉讼需要节制诉讼成本的手段,但我们必须突出民事诉讼作为法律制度而存在的目的, 即解决纠纷和保护民事权益。
  三、私人与社会的诉讼成本分歧问题之我见
  (一)诉讼目的多元与现行立法缺陷。理性看待诉讼目的的主次关系和现行立法与司法实践的矛盾,才能看清私人诉讼成本与社会诉讼成本分歧问题的本质。诉讼目的是诉讼存在之根基,从民事诉讼目的来看,由于多元化的目的容易导致的诉讼成本分歧,所以就需要对各种诉讼目的的优先性做出比较,以解决目的间的分歧和冲突。在分歧与冲突面前,民事诉讼的经济目标不能作为诉讼选择的评判依据。诉讼作为国家公力救济的重要方式,其制度的建立和实施都是以保护民事权益和解决纠纷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从事实而言,侵权行为本就损害了权利人的利益。
  从本质上而言,司法效益是一种负效益。诉讼更像是公力提供给原告弥补损失的工具,而且社会应很清楚的认识到公力救济私人利益是要付出成本的。虽然社会对诉讼还寄予对潜在侵权者具有威慑力功能,减少损害发生率的重任,但这些都不能作为忽视原告诉讼目的的理由和基础。如果诉讼无视权利人的诉讼目的而单纯追求社会最优决策,那当事人就不需选择成本相较非诉机制而言__更高的诉讼作为维权手段。另一方面,私人和社会的诉讼成本中包含了众多非财产因素,至少以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将成本问题简化为单纯的财产计量的可操作性和准确性都无法保证。
  随着法制社会的发展,很多人会基于诉讼可能导致的损害发生率减少的现象而鼓励“一块二”官司类诉讼。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愿意耗费时间、金钱提起收益甚微的诉讼的原告在司法实践中只占很少部分。人们的焦点总狭隘的放在私人或社会的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争论着是否应该鼓励该类案件的诉讼。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艰难的寻找平衡私人诉讼成本和社会诉讼成本的最优决策。追溯产生此类案件分歧的表面原因,即原告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分歧是由于现有立法对原告的损害赔偿规定数额小于诉讼成本造成的。如果损害赔偿额足够弥补诉讼成本,原告的起诉就有了经济动机。损害赔偿数额的相关立法规定,仅仅局限于法律领域的思考,未考虑到指导行为人在经济思维下行动。我国始终未能将惩罚性赔偿原则纳入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的立法中,这也使得现有立法中的损害赔偿额与司法实践中原告的诉求时常有脱节的情况。可见,对多元诉讼目的的盲目推崇和现行立法与原告诉求的差异是私人诉讼成本与社会诉讼成本分歧问题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