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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司法潜规则影响下的刑事冤案

  一、司法潜规则与中国刑事冤案的关联性分析
  (一)“排除合理怀疑”在现实司法过程中遭遇的窘境
  从近期的冤案情节来看,证据存疑时法院仍然难以恪守“排除合理怀疑”作出“疑罪有利被告”的判决。例如,以2013年浙江杭州的张氏叔侄冤案为例,以在无目击证人与最初“零口供”(犯罪嫌疑人拒绝认罪)的情况下,侦查机关以特殊方法“突审”两名犯罪嫌疑人,并利用看守所内“立功心切”的“内线证人”(该服刑人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逼迫犯罪嫌疑人写认罪书),获得该案犯罪嫌疑人内容虚假的认罪书。侦、诉、审三机关均认定该认罪书与犯罪现场证据形成“直接证据与印证”的关系,最终一审、二审以“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两名刑事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但该案所存在的“合理怀疑”及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也相当充足:
  (1)被害人指甲内的DNA检测结果与两名被告人不符,很难排除两名被告人无罪的可能性,但是一审法院对此鉴定结果却以“关联性不足”为由予以排除;
  (2)侦查机关在两名被告驾驶的车辆上,穷尽所有搜查手段仍未发现任何血迹或其他不利于被告人的物证;
  (3)从经验规则而言,两名刑事被告人进入杭州至驶离杭州道路的时间非常短,作案的时间间隔明显不够(警方如果及时调取高速路的车辆出入视频资料即能证明二人无罪),且两名被告人对被害人进行强奸杀人也不符合常理(两名被告人与被害人系同乡,且有证人证明被害人搭乘其驾驶车辆,如果杀害被害人很容易成为侦查机关重点锁定后侦查的对象,更何况,如果被告人张某目击其侄子张辉强奸杀害被害人不予制止而是帮助其犯罪,也不符合通常的人情伦理);
  (4)侦查机关“辨认现场”的程序也不符合法定程序,在已发现犯罪现场并有卧底线人事前诱导的前提下,侦查机关故意“引领”两名被告人去辨认犯罪现场,该辨认结果的证明价值颇值推敲;
  (5)抛尸地点位于杭州西部,而两名被告人行车方向却是向东(经杭州东赴上海),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两名被告人舍近求远地在杭州西部进行抛尸也不符合常理;
  (6)凌晨1点30分被害人借用被告人手机通话,有证人证明其要求被害人自己搭乘出租车到钱江三桥,两名被告人如果此时选择强奸杀害被害人很容易成为侦查机关重点怀疑侦查的对象。侦查机关对案件出现的上述各项疑点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司法潜规则影响下的冤案救济程序冤狱的产生
  不仅会使无辜之人饱受牢狱之灾而因此终生受损,亦会导致人们对司法权威产生质疑。虽然2013年刑事诉讼立法中不乏“洗冤”条款,但实践中无辜之人洗冤之难远超过欧美国家,变革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漏制,其难度亦远甚于德、美、日等国。
  (一)冤狱被害者申冤面临的现实困境
  以我国近些年来得以成功洗冤的典型案件来看,浙江张氏叔侄成功洗冤的原因与过程与以往的冤案纠正有所不同。从以往冤案重审改判的原因来看,往往是被害人“复活”或真正犯罪人落网,否则无辜服刑人不断申诉的成功率几近为零。例如,被误判的佘祥林、赵作海、胥敬祥等案件,是在发现受害人仍存活或杀人凶手投案供认的情形下才成功洗冤。
  而浙江张氏叔侄案的成功洗冤则主要是通过DNA证明完成,派驻监狱检察官的职业伦理与不懈努力以及律师的有效帮助则在发现、纠正冤案中担当了关键性角色。张氏叔侄服刑十年后成功洗清冤屈可谓是不幸中的幸运,DNA检验结果对张氏叔侄有利、警方证人袁连芳一审中作伪证、法院采信刑讯逼供证据则是该案能峰回路转最终作出无罪判决的主要原因。该案之所以改判无罪,DNA证据证明存在“第三人作案可能”,被害人指甲内生物样本与两名被告不符可谓是成功洗冤的最为关键性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