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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强制医疗程序的进一步司法化改造

  一、强制医疗程序司法化的意义
  强制医疗程序, 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对不负刑事责任且有社会危险性的精神病人采取强制治疗措施的特别诉讼程序。强制医疗程序的性质在理论上曾经有过两派之争,一派是一元主义观点,另一派是二元主义观点。虽然理论上存有争议,但在具体的程序设计上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将强制医疗程序进行了司法化处理,即强制医疗程序的审前准备、审理过程和执行阶段都要接受司法审查,我国亦是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作为刑事特别程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司法化不但有助于实现程序正义的价值追求,还在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自由权、健康权、隐私权,维护社会稳定上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第一, 强制医疗程序的司法化有助于实现程序正义的价值追求。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司法化主要包括三大方面内容:适用强制医疗的条件由法律予以明确界定;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执行、终止均由法院做主;强制医疗在不同诉讼阶段的具体程序设计走司法审查路线。
  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处于中立的地位,其与控辩双方没有利益冲突,对于涉及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事项由法院来作出判断,能够保障决定具有基本的公正性。强制医疗措施作为一种以约束公民人身自由的方式来进行强制治疗的措施,如果继续按照行政审批程序来进行,公安机关作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互对立的一方主体,难免会基于社会防卫的目的牺牲了公正。第二, 强制医疗程序的司法化可以使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更透明、更规范的保护,凸显人道主义关怀。精神障碍患者即便具有社会危险性,也应享有与正常公民无异的合法权益。通过立法制定科学而合理的强制医疗程序,对肇事肇祸的精神障碍患者的处理便有了清晰的规则可以遵循,这不仅符合涉及公民基本权利、自由事项的司法最终裁决原则,还可以有效地减少“潜规则”的适用,防止侦查机关与公诉机关滥用追诉权,使该程序真正起到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积极作用。
  二、我国强制医疗程序的现状及其问题
  (一)我国强制医疗程序的现状
  我国强制医疗程序的实体法依据为《刑法》第18条,其中,“在必要的时候”显示出适用条件的模糊性;此外,对于适用程序、决定主体、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障等问题,法律中也缺乏基本的规范。为了使强制医疗程序能够在程序法中与实体法的内容相呼应,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作为特别程序的一章进行了规范, 填补了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没有程序性规定的空白。《刑事诉讼法》第284条细化了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条件;第285条---第287条分别从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决定主体、利害关系人到场、审理期限、救济制度这五个方面对强制医疗程序的审理程序问题作出了规范;第286条第2款作为本章的一大亮点,在强制医疗程序中实行法律援助制度;第288条建立了强制医疗措施的评估与解除制度;第289条建立了强制医疗程序中的检察监督制度。鉴于我国精神卫生疾病的发病形势十分严峻,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2年10月通过了《精神卫生法》。根据《精神卫生法》第28条第2款以及第30条的规定, 我国确立了“行政---医学强制医疗模式”(以下简称“行政模式”) 来解决“武疯子”问题,此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精神病人肇事肇祸起到预防作用。新法实施后, 强制医疗案件在全国各地有条不紊地展开, 多名司法实务界人士均对该程序作出了极大的肯定,并表示,由于该措施是专门为不负刑事责任且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精神病人量身打造并且具有人身约束性的产物,因此司法机关将审慎办案,以实现“三个确保”的目标为终身使命。
  三、国外强制医疗程序对我国的启示
  所谓“不知他国法律者,对本国法律也一无所知”。由于我国法律是建立在模仿苏联的法律理念和法律模式的基础之上,因此,大陆法系对中国法律的发展一直都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对大陆法系国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德国、日本、俄罗斯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比较考察,可以看出国外的相关规定大多比较完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德国刑法典》第63条、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98条以及俄罗斯《刑事诉讼法》第403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国外强制医疗措施的适用对象更为全面,只要是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精神病人,不论其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也不论其发病的时间是在行为过程中,还是在诉讼过程中,均可适用强制医疗程序。
  如此规定有助于更好地实现社会防卫的目的,减少危害社会的可能性。第二,整个诉讼过程中包含了一系列的庭审以及听证程序,这使得强制医疗的决定更具有科学性。以德国和俄罗斯的强制医疗程序为例,在德国,“言辞听证”是收容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俄罗斯,法律明确且详细地规定了关于适用医疗性强制措施的刑事案件的审理程序,并对各方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做了明确的界定。第三,立法为可能被强制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提供了一系列权益保护措施,包括强制辩护、上诉、抗告等,体现了对精神障碍者人权的尊重与保障。以日本的强制医疗程序为例,如果被强制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不服住院决定,可以向高等法院提出不服申请(上诉),而且可以进一步向最高法院提出再次上诉……像这样,对处理决定是否恰当有一个约束机制,体现出司法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