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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提升北京服务业发展质量的对策

  北京作为全国唯一的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城市,服务业在北京经济结构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其在创新和改革方面的探索,对北京乃至全国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深远影响。
  一、实行开放战略
  服务业开放是提升服务业发展质量的重要环节。完整的服务业开放战略包括“引进来”、“走出去”、“对内开放”三个方面,以此推动北京服务业贸易指标和贸易竞争力的优化,将显著提升北京服务业发展质量。
  基于此,北京需要建立一套鼓励企业进行连锁经营、跨国经营、品牌化经营的激励机制。如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由政府定期对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企业进行考核与奖励,并在重点项目、政府采购等各方面进行支持。或设立服务贸易退税加速机制,重点解决服务出口退税的环节过多、周期过长的问题。由政府出资,设立出口退税“缓冲资金池”,为服务出口企业退税提供短期融资。成立相关的执行机构,具体负责“缓冲资金池”的管理,该机构严格按照操作流程,联系企业及出口业务管理的政府部门,实现资金的垫付和回收。
  在区域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北京还应与周边区域联合,推进数据实现自由交换的“数据自由港”等试点。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可在津冀区域选择一个具体区位与北京进行协作,试点“数据自由港”开放政策。该政策实施过程中,北京作为该虚拟港区的统筹基地,而虚拟港区则作为前台基地。“数据自由港”内需要有光缆或卫星直接与国外进行数据交换,而无需通过中央节点。
  国外数据传输到自由港后,可以存放于特定的“数据自由仓库”,该数据仓库的数据可以自由进出,不受限制。园区内企业可以对数据自由仓库的数据进行加工之后再出口。
  与此同时,自由港内的数据,尤其是海外数据要进入到其他国内其他地区时,则应受到监控。
  自由港亦是自由贸易的概念,在自由港内,数据相关的版权产品(如动漫、游戏)、创意设计产品等,可以享受免税进入。如果在园区内进行加工再出口,可以享受国家相关文化产品出口政策。北京的服务业扩大开放,确立了科学技术服务、互联网和信息服务、文化教育服务、金融服务、商务和旅游服务、健康医疗服务等六大重点领域先行先试,结合北京当前区域协同和功能疏解的迫切需求分析,健康医疗、文化教育和金融等重点服务领域的开放亟待进一步深化。
  应鼓励民间资本和国外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业,建设基本养老医疗服务的商业保险体系。推进健康服务信息化建设,促进中医药服务贸易,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医疗产品及器械品牌,推动健康医疗服务专业化、特色化发展。
  还应鼓励国内外著名相关机构与北京市文化企业进行合资合作,拓宽文化创意产业资本运营渠道。适度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化,创新中国传统文化海外开发和推广模式。
  可引进国外优质教学资源开展合作办学,扩大教育开放合作。吸收国外在职业教育培训方面的成功经验,建立高等职业教育体系。
  同时,支持中关村建设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心,探索科技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制度创新。促进互联网和信息服务业国内外资本合作,加大金融消费者维权支持力度。探索京津冀金融改革创新试验,推动京津冀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
  二、促进绿色高端发展
  经济的增长必然带来能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产业高质量的增长不会以过度的能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为代价,北京服务业增长也会带来环境效应。从服务业单位能耗看,北京与国内、国际先进水平仍有着较大差距(例如,北京服务业资源消耗指标是日本东京的三倍)。由历史数据可知,自1980 年以来,北京市第三产业的能源消耗量及占比不断增加,由最初的297.6 万吨标准煤增长到3236.5 万吨标准煤,占比从15.6%增长为47.4%,能源消耗较大。从最近十年服务业分行业能源消耗情况可以看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占比最大,其平均能源消耗量占比高达36%,且2008 年以来保持较平稳的占比,其次是房地产业(13.3%),住宿和餐饮业(8.9%)。如何对这些能源资源消耗大的行业采取更具有针对性的措施,是实现服务业绿色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推动服务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北京高端服务业。自“十一五”规划以来,北京市高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研发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增加值迅速扩大,从2005 年的2124.60 亿元增加到2014 年的8802.47 亿元,增加了6678.47 亿元。其中,金融服务业发展最为突出,从2005 年的840.20 亿元增加到2014 年的3357.7 亿元; 信息服务业、研发服务业与商务服务业增加值也快速增长,2011 年均突破1000 亿元大关。
  北京高端服务业占比高、增长快,这说明北京服务业增长质量较好。但是,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加以扶持。首先是高端服务业持续发展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北京高端服务业中,金融业占第一位,但是,北京的金融服务业主要是因为行政管理而带来的总部经济效应,而非金融创新能力、服务能力、开放度等方面的因素而带来的增长。这种状况,导致北京金融服务业事实上非常脆弱,受制于中央的各项政策。一旦北京的行政管理优势不再,则金融企业可能逃离北京,给金融业发展带来较大的冲击。
  其次是高端服务业的创新发展能力有待提升。北京虽然在科技研发等方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不小的差距,而且科研投入产出效率较低,科技成果转化途径还没有完全打通,对服务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尚未建成。
  再者是高端服务业对其他产业的支撑作用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从北京现有的发展看,高端服务业无论是对北京本身的产业发展,还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尚未完全确立起来。
  三、推进服务创新
  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是北京新时期确立的功能定位,也是北京服务业提升发展质量的终极目标之一。
  针对北京科技投入产出比率仍然较低的现实,积极构建推动服务创新的政策环境,是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质量的首要之义。一方面服务业中的研发很难度量和保护,另一方面服务创新模式的重要特征是“软性”,或者说是技术含量不明显,如新的金融工具、新的销售理念、新的零售业模式以及包含现有核心产品和服务的新服务集合体等。因此,应明确服务创新企业适用高新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并将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相关规定拓展到服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企业,使这些企业能够享受到相应的政策。
  服务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产业融合,北京需要加快构建促进产业融合的政策支持体系。产业融合一般涉及到应用或集成新技术、产业链运作模式变更、产业链创新协同、相关平台的搭建,乃至于管理模式的变动、行政监管与市场准入等方面的革新。
  在互联网经济的推动下,企业跨界发展非常多,产业融合日趋频繁。北京作为中国互联网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在产业融合方面也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因此,需要根据产业融合的特征,在市场准入、税收政策、公共环境构建等方面出台先行先试政策。包括:明确产业融合所衍生的交叉行业的市场准入规则。
  由于产业融合所产生的一些交叉行业,如电子商务、网络文化产业、物联网、移动医疗等,往往涉及到多个监管部门,需要协调监管部门,对市场准入、监管模式等各方面进行明确,制订有利于产业融合发展的税收政策。
  同时,产业融合因涉及到不同行业,这些行业可能涉及到不同的税收政策,也需要根据产业融合的发展趋势,积极制订并实施适用于各类交叉行业的税收政策,如电子商务的税收政策,原来并没有特别规定,大多数平台企业,都是适用软件企业的税收政策,这造成了执行过程中的混乱。
  在政策环境持续优化之时,推动服务创新还需要建立完善的自主创新风险对冲机制。服务创新具有高风险、知识产权难以保护、技术集成等特征,失败的风险比较高,创新后保护成本也很高,对于这些不确定性,应该有一个良好的风险对冲机制,使创新风险能够有效分散,增强企业创新动力。
  具体措施可以包括:设立服务创新投资基金。政府资金可采取分红滞后的方式,强调对民营资本的支持。在基金的投资方向上,积极鼓励与推动产业融合,鼓励新技术、新模式在服务业应用,重点加强对民营企业及中小企业的支持;建立创新服务应用(首用)风险补偿机制。对创造需求、提供创新产品的初期市场给予政府支持,这也是发达国家通行的策略。北京可借鉴国外经验,对应用创新服务、创新商业模式的企业或大众用户给予直接资助,补贴创新服务、创新商业模式应用的保险费用,鼓励保险公司开发关于创新服务应用的新型责任保险产品等。
  四、推动均衡发展
  应该看到,在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服务业发展在各个区县间不均衡的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需要结合北京市城市功能疏解,对服务业的重点布局进行重新调整,使服务业在京津冀均衡发展,实现产业发展的适度均衡。
  一方面,现有的服务业发展优势区域在高端服务领域有所作为,成为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表率;另一方面,津冀区域要积极承接北京服务业转移。北京服务业质量的提升,需要进一步谋划其在京津冀区域的科学布局,这样既能够疏解北京的城市功能,也能更进一步地发挥北京对周边发展的辐射作用。通过带动周边区域的共同发展,进而更有力地提升北京服务业发展质量。
  而从结构对比看,北京的文化、体育与娱乐业等行业比重偏低,大健康服务业等处于兴起过程中,而随着北京步入后工业化社会,从追求财富向追求幸福转型,从追求生活物质向追求生活品质转型,这些行业对满足居民的高端生活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条件下,要解决北京服务业供给的结构化缺失及深层次的供需错配问题,必须推进供给侧改革。推行制度创新,进一步推行结构性减税,减少行政审批。鼓励创新创业,塑造发展新动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加强高端服务的研发供给,精确定位市场、居民需求,打造精细化供给。
  具体包括: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通过政策支持,建立基于新兴信息技术的家庭服务体系,提升家庭服务水平。通过扩大开放,引进国外优质资源,打破现有的机构垄断,大力提升优质教育、医疗等非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的宣传和科普工作,加强社会指导员队伍建设。加强青少年体育、群众体育运动产品研发供给,引导体育健身消费。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增加大健康服务业的供给水平。制订高品质生活服务业的行业标准、技术标准等。